有一个精灵，漂泊如三春之水，清冷似冬夜之月；有一个精灵，惆怅如初夏细雨，幽怨似深秋桂子；有一个精灵，注定了永远都在流浪，这个精灵就是二胡，江南，流浪的二胡。

     蒙古包、轱轳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马头琴的摇篮，红高粱、信天游、大风起兮尘飞扬的黄土高坡天生就是唢呐的世界，而杨柳岸、乌篷船、小桥流水绕人家的江南则永远便是二胡生生不息的磁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情亦孕育着一方乐器的生长，只是我们不知道，当初的当初，是江南选择了二胡，还是二胡选择了江南，我们只知道这样的选择费思量，难端详。

     其实二胡之于江南，恰如杏花春雨之于江南一般的诗意和绵长。虽然在高山流水里，我们只见过钟子期的那具焦尾琴，在浔阳江边，我们也只抱过白居易的那柄琵琶，虽然在众多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剧里，我们很难聆听二胡的那一声低泣，抚摸二胡的那一脉无奈，但是谁能说，有了焦尾琴有了琵琶，二胡就没有在江南寂寞地流浪呢？

     六朝金粉、王谢侯府的秦淮，有着太多的声色犬马，那不是二胡弦线上开放的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有着太浓的绮丽繁华，那也不是二胡琴弓中跳动的节拍。纤道、乌篷、台门、廊棚，雨巷、石桥、茶肆、谷场，注定了是二胡流浪的行脚。流浪本不属于墨客骚人、达贵宦家。流浪的二胡注定只是百姓俚民、俗子凡夫欢乐中开放的花，悲愁里流淌的画；流浪的二胡天生就是贩夫走卒、商贾戏子开心时的道具，潦倒间的支撑。

     我们真的不知道二胡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江南流浪，我们只知道当如水的月色浸淫深秋桂子的时候，当稠密的细雨婆娑河边芭蕉的时候，当多情的晚风掸拂台门石桥的时候，当散漫的炊烟缭绕乡野谷场的时候，二胡便开始在江南流浪。当流浪的二胡宿命地遇上那个人后，它的流浪更被无端地浓缩聚集了，更被无限地扩散放大了。那个叫瞎子阿炳的人正像一个巫师，二胡遇上他，从此便再也停不下流浪的步伐。

     《二泉印月》的音符如泉眼汩汩洇漫，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该是一种无奈；《病中吟》的曲调如泪水缓缓渗出，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分明是一种悲凉；《良宵》的节拍如思念浓浓笼罩，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更是一种彻骨的沧桑。那样的流浪已不是二胡的流浪、音乐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灵魂的流浪、一方土地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时代的流浪、一个民族的流浪。

     流浪的二胡总要催生众多流浪的心灵，催放众多流浪的花，瞎子阿炳是一个极致。然而在江南，在 青石小弄台门深、乌瓦粉檐廊棚长 的遍地市肆的江南，在 春草池塘蛙鼓稠、莺雏声里碧禾浓 的处处乡野的江南，类似因了二胡而流浪的心灵和生命何止阿炳呢？在我的故乡，号称“阿炳第二”的民间盲艺人孙文明，便是另一朵绚丽的流浪之花。４岁失明，从小父母双亡的孙文明，１２岁时便从故乡的曹娥江边出发漂泊江南，颠沛流离里，他的二胡声响彻了大半个江南。虽然《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心安》等曾参加全国音乐舞蹈会演的二胡创作曲，使他由一个民间流浪艺人，走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讲授二胡的讲台，但流浪了一辈子的孙文明，最终还因积劳成疾过早地客死于上海奉贤异乡，一朵绚丽的二胡之花、流浪之花只开放了短短３４年。从阿炳到孙文明，到江南市肆和乡野里众多生生灭灭的流浪的灵魂，我们不得不伤感地承认，在江南丝竹中，二胡也许最具有悲剧性格。这种悲剧不知是因了二胡注定属于流浪的本性，还是因了太多流浪灵魂的挥洒。

     器乐是一方水土的精灵，是一盈风情的血脉，更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魂魄。曾几何时，当迪斯科的鼓点如异域的马蹄敲击江南的市肆，当萨克斯的梦呓如东渐的西风弥漫江南的乡野，我们几乎再也见不到流浪的二胡，再也找不到那些流浪的行脚时，我们才蓦然醒悟。其实，流浪不仅仅只是一种悲苦一种困顿、一种沧桑一种无奈，流浪更是一种忍耐一种坚韧、一种奋进一种抗争，流浪是生命另一种鲜活的姿态，而鲜活的姿态是永远都不能消解的。听，今夜初秋的晚风里，什么地方又传来一阵阵二胡的声响，那声响单纯稚拙，透明鲜亮，那声响恰如枯树上爆出的一串串鹅黄的嫩芽。

     呵，江南，流浪的二胡，永远不死的二胡。

作者：陈荣力 原载《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