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淫雨绵绵。

站在小山坡上，回望稻田那边的学校，青瓦灰墙的两层小楼，门窗破败，墙皮剥落，残存的大字报红绿相间，墨迹斑斑；明廊外侧的木柱和栅栏都已经陈旧，呈黑褐色；裸露的操场上，破损的篮球架像恐龙的遗骨；一切都仿佛被浸泡在了污水之中。

恍然一梦。

蒋盈平举着橘红色的柿油雨伞，扭转身，沿着小山坡上的石砌小路，进入毛竹林。毛竹林里有淅淅沥沥的滴水声。本来那绒毛细雨敲不响竹叶，但竹叶上积水多了，上面的滴落到下面，便有了那撩人心绪的声音。蒋盈平放慢脚步，有时干脆就停步不前，在那竹林中贪婪地享受仿佛是偷盗而来的宁静。他尽量用一把自慰的隐形梳子，梳理着自己那因惊吓和孤独而纠结成一团的痛苦思绪。

……后悔是一剂苦药，而且并不治病。但这些日子他不知不觉中已喝了多少！

后悔当年报考北大时选了个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其实以那时他的调干资格，以他的考试成绩，他实在是有着非常广阔的选择余地，而在一念之差中，他竟在第一志愿里填下了这个专业！什么使然？他回想起当年工作的单位里的那个露天剧场，无非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到那里演出了俄罗斯喜剧大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无非是妹妹蒋盈波的同班同学鞠琴她们那个文工团的话剧队也到那里演出了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还有那些苏联电影，那些中文版的《苏联画报》和《苏联妇女》，以及非常想读懂却一时只好光欣赏图片的俄文版《星火》和《苏联银幕》……再有自然是一大堆俄罗斯和苏联的小说，于是乎，就觉得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不仅最实用，也最浪漫，不仅是祖国最需要的，也是自己最可引为自豪的……谁想到临近分配时中苏两党之间已公开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苏联专家已纷纷撤走，俄语人才顿然过剩，而国家又经济困难，中央单位、学术机构、文化部门都纷纷紧缩，乃至于开始下放他们那里多余的俄语翻译。于是，蒋盈平毕业后竟被分配到了湖南，而且所分配的单位所在地不仅并非省会长沙，也并非省内别的城市，而是湘北一个县城，到那县城报到后，不是把他留在了县政府，而是分到了县里一所中学。那中学又并非是一中，而是县三中，那县三中根本就不在县城里，而在离县城八里地以外的镇子上，而那县三中的校址竟又并不在镇子的街巷中，却是在镇集以外一里地的农田里。那校舍倒是一栋两层的瓦顶砖墙木门廊的楼房，也还有片操场，但周围竟根本不设围墙……

蒋盈平在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了一大堆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考据，关于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探讨，关于安东·契诃夫戏剧比如说《海鸥》和《樱桃园》中的“停顿”的使用所体现出的深意，关于米·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中的新开掘，以及他那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究竟应如何评价的争鸣等等，等等。然而，在这穷乡僻壤，他那满腹的俄罗斯经纶，究竟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工作任务是教初中的俄语课，那其实是根本用不着到北大学习5年后再来执此教鞭的，并且头几堂课一上下来他就意识到，对于这些冬天手脚乃至脸上都生出许多冻疮的农村学生来谈，当务之急与其说是教会他们说俄语，不如说是教会他们说普通话……

蒋盈平也很后悔自己在北大时没有下苦功夫学习，其实，也不能说俄语专业的毕业后就一定不吃香。他们那一届毕业时，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还是要人的，也有一部分同学留下来改学西班牙语及阿尔巴尼亚、斯瓦希利等小语种，而自己考试时常常不仅不能成绩优秀，还有几回不及格只好补考，记得有一回口试，抽了个语法题的题签，进到考场支支吾吾，答不出老师的追问，最后那主考老师便笑着说：“不行不行，你简直不行，先退出去，准备好了再来……”自己便涨红着脸抱惭而退……倘若自己成绩优秀一些，那不很可能就不至于沦落到这乡野危楼之中了吗？

……实在也是因为把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投入到了京剧社的活动中！这……这不后悔！蒋盈平停住脚，听竹梢上滴下的水珠敲击伞面，嗅着伞面上飘逸出的柿油气味，在心里对自己喃喃地说：这个不后悔，不后悔！

是的，北大5年，究竟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的5年，还是京剧的5年？二哥蒋盈工就打趣过他：“与其这么业余地疯唱，真还不如下海！”

妹妹蒋盈波有一回也说：“你退学下海，不仅能唱出名气，也就保险留在北京，不用去那个莫名其妙的什么县立三中了！”

连弟弟蒋盈海竟也奚落他：“托尔斯泰加程砚秋除二，得‘县三’！”

    可是蒋盈平惟独对自己沉浸于京剧社活动的那些日日夜夜，有永生不悔的情怀！

其实，京剧社于他，实际上所沉浸的岁月并不到5年。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一起，京剧社也便暂时中止了活动，而且，一些社友便在那场斗争中忽然成了敌人，成了自己不敢再来社里活动而蒋盈平他们也不敢再与之接触的危险分子，比如黄绿青，那个法语系的高材生，他本是台下风度潇洒、台上噱头百出的一个活泼泼的宝贝。有一天蒋盈平正打算找他去对《锁麟囊》中薛湘灵和胡婆的一场戏，半道上遇见了京剧社的小生何康，何康一听他说出黄绿青的名字，便把手掌挡住他的双唇，紧紧张张地告诉他：“你怎么还这么糊里糊涂的！黄绿青已经被他们系里揪出来了！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蒋盈平大吃一惊，忍不住说：“怎么会呢？他在学校里什么言论也没有呀！”何康便告诉他：“学校里没有，外头有啊！人家已经查明，他用笔名写了好几篇文章，都登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全是右派言论，大毒草！”蒋盈平给吓出了一身冷汗……“反右”过后，“大跃进”的时候，京剧社恢复过一点清唱，到大炼钢铁的土高炉边搞过慰问演出；再后范玉娥还编过一个表现师生们踊跃参加十三陵水库修建工程的活报京剧《齐上阵》，在校内和水库工地上各演过两场，但因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安排男扮女装的程派唱腔，蒋盈平便临时充当了伴奏中的一员，打小锣，范玉娥也不好女扮男装唱马派须生，便编导之外又兼化妆和道具管理……那以后因为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无经费，师生无精力，讲究“保持热量”而不主张大兴演艺活动。京剧社又沉寂下来，后来蒋盈平便毕业了。他一直梦想能同京剧社的同仁们排演出全本《锁麟囊》——同仁们也都有浓厚兴趣——却始终未能如愿……

在那竹林中，蒋盈平百感交集。他竟不知不觉轻声哼唱起《锁麟囊》一剧中薛湘灵的一段“二黄三眼”转“快三眼”来：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参透了酸辛处

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注定，

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

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

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

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突然传来一阵高音喇叭广播“最高指示”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不止一个方向，在他身后，肯定是学校楼边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在他前面、侧面，则估计是县城里和附近一家工厂里传出来的——几个“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开始新的一轮“战斗”了！

蒋盈平心里一紧，赶忙闭拢嘴唇，同时心底里涌出一种罪孽感，都什么岁月了，自己怎么竟还敢哼唱腐朽反动的“四旧”啊？！他下意识地朝四周望望，还好，毛竹蓊翳的山坡上，只有他一个人举伞踽踽独行……

他加快了脚步。他是要往童二娘家去，那里是他眼下惟一尚能得到温暖的地方……

2

蒋盈平落生的时候，正是父亲蒋一水在海关当职员混得最好的阶段，家里的生活不仅富裕，而且相当讲排场，那时候家里雇了两个保姆，一个专管带他；另一个只管做饭洗衣打扫房间，兄弟姐妹们都长大以后，大家合看那时蒋盈平的照片，照片上的蒋盈平坐在一辆洋味十足的玩具汽车里，身穿漂亮的海军衫，白胖胖，娇憨憨，大家就都指戳着照片上的他批判说：“好一个资产阶级小少爷！”“温柔富贵乡的产物！”“整个儿一个‘多余人形象’！”“怎么好意思拿去给工人贫下中农看！”

但是父亲蒋一水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其实很难说。他是在家境中落乃至经济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放弃协和医科大学的学业，而去报考海关当职员的，因为并无过硬的背景，所以考上的不是纯粹白领的坐写字楼的“内班”，而是更接近蓝领的在关口查验货物的“外班”，所以解放后定成分充其量不过定为一个旧职员而已。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因为中国海关由帝国主义控制，有相对独立的体制，薪酬较高且较稳定，所以即使一个小小的“外班”职员，家中也能一度雇用两个保姆，生活水平确实大大超过一般的城市居民。但蒋盈平的大哥蒋盈农和二哥蒋盈工落生时和那以后的几年中，蒋一水开始还并未进入海关，后来又是试用期而未正式被录用，所以头两个儿子都没赶上蒋盈平这么好的“待遇”，而等妹妹蒋盈波和弟弟蒋盈海落生时，就逐渐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在重庆海关当职员的蒋一水尽管跟其他部门的职员比起来仍旧薪酬较高，家里的生活水准也远远降落在蒋盈平童年时代以下了。蒋盈平童年时代的那种“得天独厚”的娇养状态，对他一生的身心都埋下了许多特有的因素。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亲友的依赖性。

对亲友感情深挚，这本来是好事，但发展到成年后仍然不能将自我与亲友作必要的区分，不能将亲友之情控制在合适的程度之内，不能在必要时将这感情剥离或淡化，则就往往使亲友感到难堪，而蒋盈平自己则感到失落，失落感的积蓄往往又使他分外地感到孤独、寂寞、惘怅和凄凉，结果，又爆发为对亲友之情的新一轮渴求和追逐……

比如说，蒋盈平去看鞠琴他们文工团的演出，跑到后台去找鞠琴，鞠琴本是很高兴的，论起来他们不仅是蜀香中学的校友，因蒋盈波的关系鞠琴又认了蒋一水夫妇作干爹干妈，叫蒋盈平一声“小哥”不成问题，更欢迎他对演出说些赞扬的话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但相貌上分明已经是一个大老爷们的蒋盈平一见了鞠琴，便主动抓住她的双手，双脚连蹦，以一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式的语气尖声欢呼：“哎呀！太好啦！直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啊！……”惹得后台的人们都不禁侧目，鞠琴便只得从他粗大的手掌里退出自己的一双手，尴尬万分地说：“哪儿呀……唱得还不够好，你多给我们提意见吧……”而蒋盈平对鞠琴的不快竟浑然不觉……

再比如，表妹田月明早已“罗敷自有夫”，嫁给混血儿西人一两年了，蒋盈平却还总时不时地给田月明写些信，抬头便称“咪妹儿”，那是田月明父母即蒋盈平姑妈姑爹一度对田月明的昵称，蒋盈平小时候同田月明一处玩耍时这样叫她本不足怪，但人家已俨然西人之妻了，你还“咪妹儿”长“咪妹儿”短，合适么？蒋盈平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他在信尾还要署上“一起坐罐罐的小表哥”这样的字样，惹得西人有一回忍不住跟田月明吵了起来：“一起坐罐罐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么不要脸？！”田月明气得胸堵喉胀，费了好半天劲才跟西人解释清楚：他们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小时候曾住在一处，每晚在屋檐下坐成一排，往痰盂罐罐里撒尿拉屎，如此而已，蒋盈平这人不过是个长不大的儿童罢了。信里讲的无非都是些看了什么电影呀、什么演员演得极糟呀、什么插曲谱得极好呀之类的废话……西人毕竟也在蜀香中学里和田家、蒋家见过蒋盈平，细想他写信给田月明也确乎并无什么歹意，便不再追究，但心中毕竟厌恶，而蒋盈平久久不知……

蒋盈平上大学时，跟同班的同学倒不怎么交往，跟京剧社的同伴那真是情同手足，他常把社里的同伴请到城里家中，也不管给操持饭菜的母亲增加了多少负担，随便就留下三个五个在家里吃饭，他是一点儿也不到厨房里帮忙，只是在客厅中同他们嬉笑欢谈，一会儿同“袖珍美男子”鲁羽一唱一和地奚落某个过气青衣，怪腔怪调怪模怪样地学那“沙嘶劈哑”的唱腔和已不能卧鱼的僵硬身段，一会又同专攻荀派花旦戏的詹德娟争论《红楼二尤》里一个唱段的处理，要么就跟范玉娥抬杠，范玉娥认为当时独自挑班的名须生奚啸伯的唱腔很有味道，他便用力撇嘴，偏说：“糟极了，凉白开！蚊子叫！”……有的男同学城里没有家，在吉祥、长安等剧场看完夜戏回不了北大，他就留他们在自己家过夜，一同跟他们在客厅地板上打地铺睡，睡下熄了灯还要唧唧咕咕、咯咯呵呵地笑，也不管里间屋的父母给吵得如何睡不安宁……更有一回把一同看完谭富英难得一露的《南天门》的何康和范玉娥都领回了家中，结果只得让母亲在里屋同范玉娥一起睡，烦请父亲到外屋睡小床，而他同何康打地铺，后来二哥蒋盈工知道了训了他一顿，他才嘟噜着个嘴，答应以后不再带女同学来家里留宿……

毕业了，京剧社的骨干差不多都同届，大家分手时固然都有点依依不舍，但别人都不像蒋盈平那样，似乎京剧社是他的第二生命乃至他那惟一生命实体中的重要部分，他跟谁握别时都要泪湿衣襟……唱铜锤花脸的程雄是学地质地理的，自愿到青海省的地质勘探队去工作，他们那个专业分配得早，程雄先走一步，那时蒋盈平他们系的分配方案还没公布下来，蒋盈平到火车站为程雄送行，车还没开，蒋盈平便拉着程雄的手哭开了，程雄不禁有些吃惊——论交情他们处得确实相当不错，但似乎也犯不上这么个仿佛是生离死别的情景！程雄魁梧粗壮，蒋盈平站在他对面也并非娇小玲珑，更非女性，而且几天来不及刮胡子，分明也是个大骨架的黑胡子汉，却当着月台上那么多人，一副“执手相看泪眼”的做派，程雄心想你的真挚友情我领了，可千万别再让旁人看着当作笑话，便抽出手拍拍蒋盈平肩膀说：“伙计，这没有什么！没有不散的筵席，话说回来，也不是从此不摆筵席，咱们同台唱一出《二进宫》的机会早晚能有！”程雄和蒋盈平在京剧社里关系极好，但因为蒋盈平排的程派折子戏里几乎都没有花脸的角色，因此他俩竟从未在一出戏里搭档过，曾有过以程派唱法处理《二进宫》中李艳妃一角的计划，又因伴奏问题不能妥善解决而终成泡影……程雄说这话本意在让蒋盈平振作起来，乐观起来，谁知蒋盈平听了竟哽咽出声，爽性掏出一方手帕捂脸痛哭起来，程雄“咳”了一声，摇摇头转身走了，蒋盈平擦完泪水擤完鼻涕抬眼一看，程雄已然离去，不禁发愣……独自走出车站时，心里又仿佛空无所依，又仿佛坠上了一块铅砣……

    到了湘北那所县三中以后，除了上课、开会、劳动，蒋盈平就蜷缩在学校为他提供的楼角那间单人宿舍里给亲友写信，要么就用半导体收音机听电台播出的京剧节目。那间宿舍面积不算小，除了一张四季支着蚊帐的大木床而外，便只有一桌、一柜、两把椅子和一个脸盆架而已，显得空空落落，加以地面返潮，他不得不经常向总务处要些石灰来撒在床下屋角，屋子里总弥漫着一股石灰和霉菌交混的气味，夜深人静之时，他便简直寂寞得恨不能化为一只小小的潮虫，因为潮虫爬进墙缝里肯定比他这样一个人独处要温暖而充实得多……

县三中的校长、同事乃至工友，还有同学和一些同学的家长对他都很尊重，因为他来自北京，来自北大，人又温和，教课又认真，他同当地人在一般交往上也从未感到过不快，但他没有也不想有也没有能力使自己在那样一个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和身边的人建构起一种朋友的关系，当地人简直没有了解和喜欢京剧的人，他们也喜欢看戏乃至也偶尔唱几句戏，但那是与京剧差异颇大的花鼓戏。他谨慎地不让当地人知道他是个酷爱京剧青衣艺术又特别是程派青衣艺术的“怪人”，只是当一个人独处时，他才轻轻地哼唱起程腔，比如《春闺梦》中的“二六板”转“快板”：

……细想往事心犹恨，生把鸳鸯两下分，

终朝如醉还如病，苦依熏笼坐到明，

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

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到如今……

又比如《荒山泪》中的“西皮慢板”：

……听三更真个到月明人静，

猛听得窗儿外似有人行……

忙移步隔花荫留神觑定，

原来是秋风起扫叶之声……

兴浓时更把屋门拴紧，把一条旧床单披在肩上顺到臂上手中且当水袖，随着哼唱来几个身段，舞几回水袖。凡此种种，竟都从未被淳朴的当地人窥破。

一放寒暑假，蒋盈平便赶快动身返回北京，一回北京他便如同涸辙之鱼又被放回了江湖之中，除了同父母弟妹等共享了团聚之乐，他便轮流去寻访那些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京剧社旧友，去得最多的是何康、范玉娥那两口子家里，他们必定留他吃饭，有时吃过中饭又聊又唱，不觉天晚，便又一起下面条吃晚饭……唱花旦也兼能唱青衣的詹德娟分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嫁了个丈夫是个并不喜欢京剧的处长，蒋盈平也跑到詹德娟家里去叙旧，詹德娟对他的接待很勉强，那位硬邦邦的丈夫更是表面礼貌而频频侧目，蒋盈平却直到第三次以后才看懂了人家的眼色，出得那家的门后却并不检讨自己的孟浪，而悲叹世上人情的淡薄……他也去找过黄绿青，黄绿青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远郊一个磷肥厂当装料工，当他下工后忽然发现蒋盈平找上门来时不禁惊愕莫名，尽管他相信蒋盈平的善良和直率，也感念蒋盈平的那份同窗和同好的情谊，但坎坷的遭遇已全然磨尽了他原有的活泼与诙谐，他早已不再看戏不再唱戏并且不再想戏，蒋盈平则对黄绿青大失所望，他是听说黄绿青摘了右派帽子才去找他的。他原以为他们在一起至少可以回忆一下《锁麟囊》里那薛湘灵和胡婆的对手戏，当时黄绿青以彩旦应工的胡婆(尽管还都只是排演而未正式上台彩演)，该有多么风趣，多么逗哏啊！但已然全不见当日潇洒风姿的黄绿青却只是眯着鱼尾细碎的眼睛，一支接一支地抽劣质香烟，非常不情愿地接着他那些聊戏的话茬，眼睛还总往别处晃，似乎很怕别人听见他们那其实绝无半点政治内容的谈话……蒋盈平从黄绿青那里返城时，望见市内的万家灯火，心里萦绕着丝丝缕缕的哀愁……

惟有“袖珍美男子”鲁羽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变！他比蒋盈半晚一届，从化学系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制药厂当技术员，他依然是个大戏迷！依然是个圈内的名票！他陪着回京度假的蒋盈平一夜接一夜地看当时演出的京剧，又带他到一个区工人俱乐部组织的业余京剧队里去过瘾，那时候经费不足票友们无法彩排便搞些清唱，蒋盈平便也去客串清唱，记得一出《贺后骂殿》唱得好过瘾！要么他就到鲁羽家听京剧唱片，鲁羽家有自己的独门独院，保存得有许多旧的百代公司录制的京剧唱片，四大名旦的，四大须生的，名武生杨小楼的，名丑萧长华的……全有，唉，真是听不够！而最最开心的是他同鲁羽两个一边喝着茶一边褒贬当时尚活着尚演出的那些个京剧名角，明明是当时极走红极被报刊推崇的某某演员，《戏剧报》用其剧装照登大封面的，鲁羽偏大声地用丑角腔调说：“糟！糟极了！整个儿一个潮糟糕！”逗得蒋盈平乐不可支，而鲁羽又偏认为当时已经既无扮相也无嗓子的筱翠花“好极了！极好！”又学着当时已然完全不能下蹲的昆曲名伶韩世昌如何扮演《游园惊梦》里的春香，如何用低粗的嗓音唱曲，但那又绝非讽刺，而是向蒋盈平展示韩世昌的魅力不但未减反而逾老弥增……蒋盈平不由得不双脚跳着拍手高喊：“好啊！”……

    有一年寒假，一天蒋盈平正在家里精读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忽然鲁羽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一见他劈面便说：“你怎么还在这儿没事人儿似的？大事不好了！”他忙问：“怎么？”鲁羽说：“程雄野外作业砸断了腿，在西宁那边住了一百天院，这几天才转回北京，还在医院里躺着哩！这下怕再上不了台了！”蒋盈平不禁惊愕：“你待怎讲？！”鲁羽便更大声地说：“程雄他瘸了！”

蒋盈平和鲁羽一块儿去到程雄所住的医院，蒋盈平想到程雄从此竟是个瘸子了，悲从中来，鼻子发酸，但他们刚进入住院部，便听见外科病室那边传来铜锤花脸瓮声瓮气的清唱声：

蛟龙正在沙滩困，

忽听春雷响一声，

向前抓住袍和带，

金殿之上打谗臣……

没错，是程雄在唱《大保国》！蒋盈平和鲁羽赶忙循声而去，在一间六个床位的病房里，程雄架着一支拐，正站在窗边为病友们清唱呢，还有旁边病室里一些能走动的病友也都围在那里聆听……

好友重逢，自然欣喜异常。程雄说他无比遗憾的并不是再难登台彩演铜锤花脸了，而是这个意外事故断送了他在地质勘探方面的事业前程，今后即便他康复得可以不必架拐而行，那也绝计无法重返山野了……鲁羽很快释然并同程雄说笑乃至耍起贫嘴，蒋盈平却不知何故心里头依旧酸酸的，总想流泪，以至程雄后来反从他们送去的一大兜水果中挑了一个最大的橘子递给他，拍拍他肩膀说：“伙计，咱们不要酸的要甜的！……”

再过了一年，蒋盈平的父亲蒋一水调到张家口一所解放军的军事学院任教，母亲随父亲而去，北京不再留窝，蒋盈平再逢寒暑假，回北京就很不方便了。但他也还回来过，或者住在已经工作的弟弟蒋盈海那里，或者住到已经结婚成家的妹妹蒋盈波那里，或者住到鲁羽家里，甚或住到小旅馆之中，他这才尝到无父母家可归的人生滋味，这才懂得无论兄弟姐妹或朋友对自己有多好，他们那里永远不可能替代父母的家，可以任自己无所顾忌地尽情尽兴地享用……亲友们都劝他抓紧找个对象结婚自己成个家。他总是红着脸急得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在那个鬼地方随便找个女人吗？可这边的女子，又有谁愿意嫁给我这么个户口和工作在那么个县三中的男人呢？”但其实他心里更惶恐的是，尽管年龄一年一年增长上去已到了不可轻易如实告人的数目，他心中所企慕所渴求的却并不是一个妻子一个家，而是一群能够随时同他看戏、唱戏、聊戏或同他能永远是一种“坐罐罐”状态双脚蹦状态咯咯笑状态的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性别的亲朋好友，他这条鱼必得放到这样一种水中方能活泼起来，快乐起来！

于是有一年暑假，他就应上海的亲戚七舅舅的邀请，去了上海，在那里得到了七舅舅一家及几位娘娘(就是姨妈)及他们的子女(就是他的姨表兄妹)的热情款待，那年暑假在北京园林局工作的表妹沈锡梅(其实跟他同年出生还比他大着月份，但他只把她当做表妹)也正好到上海探亲，沈锡梅的母亲即蒋盈平的娘娘，沈锡梅的弟弟沈锡松即蒋盈平的表弟，都一直在上海居住、工作；蒋盈平跟母系家族的这些亲戚们聚了二十多天，临到人家送他上火车返回湖南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而且竟至于忍不住有嚎啕之势，倒把包括沈锡梅在内的送行人都吓了一跳，大家忙问他究竟是怎么了？他哽噎着说：“你们……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火车开走后，送行的人们不禁面面相觑，是呀，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来上海过暑假，我们当然应该对他好，我们对别的亲戚也一样地好啊，可他何至于就如此动感情，仿佛我们对他有什么不得了的恩德，仿佛大家这一别便是永诀，又仿佛他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儿童似的……倒是沈锡梅后来对他做了一个解释：“盈平是唱青衣的，那样的戏唱多了，自然感情比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细腻……我在北大看过他的戏……他是台上台下一个样地动真情啊……”

蒋盈平就这样以他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感情世界进入了1966年，那一年暑假之前北京就乱了，然后就波及到湖南，波及到县里，波及到县三中，他完全懵了……

好在蒋盈平一非“当权派”，二非地富反坏右，三无民愤，因而尽管“破四旧”和“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都没有冲击到他，更因当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脑简单，以一种简单的推理——毛主席亲自肯定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北大聂元梓他们写的，蒋盈平是北大来的，因而蒋盈平自然是好的——把蒋盈平视为战友，任蒋盈平逍遥自在，倘若不是蒋盈平自己不仅毫无政治野心，更一贯在政治上胆小怕事、退避三舍，那他如果趁势跳蹿一番，也还很可以另外演出一些威武雄壮的戏剧的……

    蒋盈平在学校已然停课闹革命，并且学生们乃至一些“革命教师”都随“大串联”之风奔向各地特别是奔向北京时，反倒哪儿也没有去，因为他陆续接到了亲友们的一些来信，对于他来说，他觉得实在已经无处可去……父母那边来信，说军事学院里也“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们也都积极投入，争取在革命的烈火中经受考验，炼成真金”，那当然不好去探望；北京的二哥蒋盈工(他刚结婚不久)来信说：“我们设计院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十分空泛，末尾只是大大地写出了两个字：“勿念。”弟弟蒋盈海来信里引满了毛主席语录，也一样全然不着他自己具体情况的边际，妹妹蒋盈波的来信倒还谈的都是她家的琐事：她生下了个小女儿，取名飒飒；请到了个保姆，四川人，还好，只是年纪大些……蒋盈平知道这种时候去北京无论住在他们哪位那里，都不方便……老朋友们自从夏天以后都再无信来，他一连给鲁羽写了三封信，只问当年京剧社诸位友人的消息，一贯回信最勤的鲁羽却仿佛消失在了云天之外，无片纸只言的反馈……

就这样在那小小的角落里混过了秋天，又进入了冬天……亏得还有个童二娘，有她那一家人，能使蒋盈平脆弱的心，得以在乱世中得到一些金贵的慰藉……

3

那是1966年春天，清明节的时候，当地人非常重视那个日子，田野里凡有树丛的地方必有些坟头，在那个日子里坟头边必有些烧完和没烧完的纸钱在风中舞动……心情忧郁的蒋盈平在田野中散步时，非常偶然地从一个坟头前的石碑上看到了一个已亡故的妇人的名字：蒋一浣。他不禁心中一动，父亲早就说过，蒋家最重视名字中的排行，父亲这一辈都排“一”字，而且最后一个字无论男女都必带水字，这位蒋一浣，难道是父亲一辈的人吗？她怎么会嫁到了这个地方，并死在了这个地方呢？难道她竟是自己一位已然仙逝的姑母？自己的亲姑母尽管只有一个，但堂姑母，从堂姑母，那就恐怕连父亲也记不全了……

带着这样的疑惑，蒋盈平开始向学校里的同事们打探，结果三问两查的，竟果然查明了，那蒋一浣确是从自己祖籍那边嫁到这湘北来的！她的丈夫还在，还有已成年的子女——那可是自己的表亲啊！他找到了那姑父家，姑父是县里水利局的一个干部，见到他同他叙起来，证实那蒋一浣真是他父亲的一位从堂妹，他高兴得双脚蹦了起来，握住那姑父的手便想流泪——他在这穷乡僻壤中竟找到至亲骨肉了！他是多么幸运啊！

那姓童的姑父对于他的出现也非常高兴，特别是知道了他来自北京，毕业自北大，而他的父母又都在部队的军事学院里头，哥哥弟弟妹妹又都在北京工作，这都很让人感到光彩，足可引为自豪。但当他热烈地要求到姑父家中去认表兄表妹时，那姑父脸上却现出了为难的表情……

原来蒋一浣姑母去世不久，姑父便又再婚，而且蒋一浣并没有生育，现在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续弦妻子生的，所以细算起来，那么这些人在血缘上，都同蒋盈平没有丝毫的关系……

童姑父向蒋盈平说明了真相以后，蒋盈平心中恍若火盆上落下了冰块，但童姑父还是请他去家中作客，他也便去了。谁知一去，那给童姑父续弦的姑妈一见了蒋盈平，没说上几番话，便怜惜上了他，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留他吃饭，边往他碗里挟肉边大声地说：“细算么子血缘哟！你就不认他姑父我也要当你的姑妈，你也莫叫我姑妈，这边街坊邻里都叫我童二娘，你就也叫我童二姥罢咧！”又对她丈夫说：“你不把他看做亲侄儿，我只当他是亲外甥！”又让都已参加工作但未成亲的儿子、闺女都喊他“表哥”，蒋盈平感动得嗓子眼发热。从此，他在那穷乡僻壤不再孤单，他有了一家亲戚，而且那一家亲戚是以童二娘为本位的！

蒋盈平把与童二娘相认的动人场景写成很长的信，寄给父母，寄给兄弟和妹妹，并且寄给田月明和沈锡梅两位表妹，他要他们也从各自的方位上认这位童二娘，请求他们都给她写信……反应出乎他意料地冷淡，父母来信只说蒋一浣姑母既然早已过世，在那么个地方有童二娘照应也好，只是也别太过多地麻烦人家；兄弟和妹妹给他的回信中只说别的，竟仿佛都忘记了他所报告的这一亲情消息；田月明没有回信，沈锡梅回了信，却明确告诉他：“我实在不好同那位童二娘联络，因为我们之间实在找不出话来说，请你原谅。”

“文革”的风暴起来以后，同父母兄弟妹妹及原京剧社同仁等方面都疏离了联系，蒋盈平对童二娘一家的情感依托愈加紧密，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乱作一团。他便三天两头跑到童二娘家去待着，即便童二娘等人对他并没有多少话好说，但他们容他斜靠在竹躺椅上，摇着蒲扇听广播——他自然仍是听戏。那时所播的自然全是“革命现代戏”(“样板戏”的提法后来才出现)，他觉得有的唱段声腔设计得不错，比如《六号门》一剧中胡二妻这一角色便由林玉梅用程腔演唱。“反二黄慢板”“自那日东货场飞来祸变……”十分幽咽婉转，引他随着暗吟——而且总是热情地留他吃饭，尽管街巷里的高音喇叭不时地狂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童二娘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给他备下的饭菜仍然丰盛而可口；童姑父在单位里既非当权派亦非“反动权威”，也不积极参与“造反”，所以家里气氛较外面松弛许多，表弟和表妹也都老实巴交，偶尔在饭桌上传达一些耸听的消息或互相展开一些争论，也都绝不真正影响蒋盈平的食欲……

    因此，当那个淫雨绵绵的午后，蒋盈平举着红油纸伞，翻过那座竹林蓊翳的小山坡，去往镇子边缘上的童二娘家时，他不禁又一次在心里深深地庆慰：总算在这里有一位慈蔼的童二娘，有一个小小的避风港……他在心底里哼出一句自创的程腔：这也是吉人自有天相……

翻过坡顶，走完“之”字形的下坡梯，竹林已尽，是一片菜地，穿过那菜地间的小径，便到了镇尾，从几家住户的后墙转过去，便是镇上的小街，小街的大榕树下有一条短短的小巷，小巷里便是童二娘家。

蒋盈平发觉雨已然停了，便收拢了雨伞。他转到了小街上，陡然发觉街上聚集着一些人，神色都颇异常，再一细看，大榕树下，巷口那里，似乎有一群“造反派”正在揪斗什么“牛鬼蛇神”；这类景象近几个月里他已经见惯，本不足吃惊的，然而在闹闹嚷嚷的批判声、喝问声和口号声中，他听出来那被批斗的人似乎是……他再定睛一看，啊呀！被揪出来批斗的竟是童二娘！她头上被扣了一个剜去内瓤的西瓜皮，一些红色的西瓜汁流淌在她的脸上。她脖子上被吊了一个大牌子，写着她的名字，并且有一行宣布她反动身份的判决“逃亡地主反革命臭婆娘”，又总的划上了个大红叉……蒋盈平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态吓懵了，那边的童二娘在“造反派”的威势中瑟瑟发抖，他在一群稍远的旁观者中也瑟瑟发抖——只是旁人都没有注意他罢了，他不禁出声自问也似的问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身边一个听到他提问的人便告诉他：“是那童二娘家乡的人，出来串联，顺便把她揪了出来，说是要遣送原籍哩！”他只觉得眼发黑，腿发软……

4

在那间阴冷潮湿、弥漫着石灰和霉菌气味的宿舍里，蒋盈平蜷缩在黏乎乎的蚊帐中，偷偷哭泣了好久。

他为童二娘的被揪出所刺激，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躲进自己的宿舍，缩进发霉的蚊帐，掩住嘴哭……

他哭，倒并不完全是因为童二娘的遭难，甚至主要并不是为这个……

他哭，是因为恐怖，他觉得有一只无处不在的、钢铁般的毫不留情的巨手，君临于这个世界，并直接笼罩于他的生活，竟使得他这绝对不妨碍他人、无碍于任何势力、不过是学过一点俄语、爱唱一点京剧中程派青衣腔调的渺小不堪弱者，也终于找不到一隙躲避之地……

他哭，是因为失却了自我，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所恐惧的那只巨手，恰代表着革命与正义，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着不容置辩的真理。因而，他的恐惧便是反动，便是罪恶，便是秽行……他应不应该自伐、自首、自裁？如果应该，他又没有勇气……

他哭，是因为感到遭到欺骗，童二娘为什么要欺骗他，不早向他坦白自己是个逃亡的地主婆？童姑父为什么要欺骗他，不早向他交底？他把自己的满腔感情都给了他们，他们何以不早说实话？……当然，那所谓“逃亡地主婆”的帽子，也许是“造反派”们瞎扣的。这类事他见得多了，但那些“造反派”又为什么偏偏要把这顶吓人的帽子扣到对他至关要紧的童二娘头上？……究竟谁欺骗了他？童二娘一家还是“造反派”？反正，生活欺骗了他，骗取了他纯真的、孩童般的亲情……

他哭，是因为深深地孤独，深深地寂寞，因为孤苦无告……父母兄弟妹妹，乃至其他亲戚，都远在千里之外，昔日京剧社的好友们，竟已一连多月消息全无，他满腔的幽怨，向谁诉说？他心中的空虚，谁给填补？……

他哭，是因为他看不起自己，他这一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铭心刻骨地意识到，他那脆弱、纤秀、纯净的灵魂，却偏偏装在了一个硬邦邦、粗夯夯、脏兮兮的躯壳中。而且，比如说他这样偷偷地饮泣，也与他现在已有的年龄全然不相称。他不仅不是十几岁的少年人了，他甚至也不是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他可是三十好几，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了……

蒋盈平就那么一直哭到天完全黑净。这场尽兴的哭泣，最终使他从紧张状态里松快了下来，他感到有些渴，有些饿，他从帐子里钻了出来，去门边拉亮了电灯。尽管电灯光是昏黄的，因为长时间呆在了黑暗里，那灯光仍然使他觉得灿然，觉得温暖，就在他心理上感到一种平复的暂时性快意，并打算冲一点奶粉来喝、吃一点土饼干时，一低头之间，他发现门边地上有一封信。显然，是从门外面通过门缝塞进来的——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并不奇怪，何况这些天他总问收发室的马师傅：“有没有我的信？”人家总充满歉意地向他摇头、摆手，所以今天忽然有信来，人家便主动塞进他宿舍的门缝，这也是一番好意……

蒋盈平本能地拾起那封信，信皱皱巴巴的，邮票歪贴着，应写明寄信人地址姓名的位置上只有“内详”二字；他急不可待地撕开信封，掏出信纸，抖开，凑到电灯下，只见上面写着：

    盈平：

想见你。盼你12月13日(星期二)下午5点钟，到武汉长江大桥公路桥桥北东人行道桥栏边会我。你想不想去，能不能去，我不管，反正我那时候在那里等你，苦等。

一切见面说！

程雄

1966年12月5日

是程雄！天哪，程雄！蒋盈平的眼珠本能地晃向粘在墙上的一张大年历，现在离程雄所规定的时间，还有三天，赶到武汉完全来得及！程雄一定是大串联到了武汉……蒋盈平仔细检验信封上的邮戳，那信确实寄自武汉，好久好久没接到程雄的信了，并且好久好久根本没有他的消息。现在，好，程雄出来串联，并且想到他了，又那么情真意切地约他去武汉见面，他能不去吗？他想去、能去！没有问题！12月13日星期二下午五点钟，在武汉长江大桥公路桥桥北东人行道桥栏边相会！

蒋盈平顿时感到浑身翻涌着暖流。

他竟然又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