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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长篇经典:《四牌楼》第七章

文学档案

    1

你有点犹豫。

不止一点。

然而犹豫的缰绳没有勒住你,你终于还是去了王府饭店。

王府饭店!

五星级毕竟是五星级。大堂里的人造瀑布气势非凡。映入眼帘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声或无声地宣布着这里的第一流属性。

第一流。上流。

仿佛是因为太过于上流了,所以要在大堂里布置一个分层跌落的人造瀑布——展示“水往低处流”这一最单纯的真理。真的,这里如果设置一个喷泉,反倒败兴了。

约你到香槟厅,吃法式西餐。还约了胥保罗。老同学聚会。弹指35年!

2

你去,是因为你还记得,那时候,还仅止是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你就做着缤纷斑斓的文学梦;并且有一天,放学后去到年虔祈和胥保罗他们住的那个大院,你和胥保罗玩得很好,平时总在胥保罗家待着,不知怎么搞的那天你从胥保罗家出来,偶然地去了年虔祈家,你和年虔祈关系很一般,可就在那里,你宣布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一本很厚的小说,年虔祈就问你,那小说什么名儿,你就告诉他,叫做《阿姐》。

年虔祈当时听了,似乎感到很无味。你们就没有再聊下去。后来你同年虔祈再没提起,他也再没问过。初中毕业后,你就跟年虔祈断了来往。你跟胥保罗上了同一个高中,后来你断断续续地同胥保罗保持着联系,但奇怪的是你至今没有跟胥保罗提起,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小说,叫做《阿姐》。

你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你常常不知道为什么。不为什么,结果说出了什么,做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想为什么,往往又说不出来,做不出来,什么也没留下。这是为什么?

3

年虔祈从美国回来。他到美国已经18年了。他现在是个美国人。就是说他已正式加入了美国籍。他是一个外宾。

年虔祈在旧金山,也就是三藩市,也就是圣·弗朗西斯柯,定居。他做生意。他是一个美国商人。他赚这边的钱。当然,他的商业活动也给这边带来好处。他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他从4年前开始回国,到这一次累计已是第9次。

他回到过母校。那里的校长、教导主任、老教师和新教师,还有团干部,热烈地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激动人心地接待了他,把他介绍给今日的中学生。他也回到过昔日居住过的地方。那个他和胥保罗都住过的大院早已拆掉,现在那里是两排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盖成的居民楼,也还有昔日的邻居,他受到了现今居委会和一些老邻居及新居民的欢迎,热烈程度稍逊于母校,但也充满了令人难忘的细节。他也回到过赴美以前工作过的那个单位,原有的头头脑脑差不多都换光了,却仍有不少往日的同事还在那里上班开会领工资报销出差费用,他受到了一般性的欢迎,但关于他的出国、发财、荣归,那单位里的人私下里流传着比母校、故居更多的故事与评论。

他来中国,当然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他的商务上,他同不下30个这样那样的机构、部门、单位之间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四年里九次来中国,直至这最后一次,在这边人的嘴里眼里心里,他一忽儿被当作华侨,一忽儿被赞誉地称为“海外赤子”,一忽儿又被同情地称为“海外游子”,还有几回被称作“海外爱国人士”。有一回则被郑重地冠以“美国北京人”头衔,当然更常常被定性为“美籍华人”,又因为他是继承叔父遗产而去的,所以还被称为“华裔美人”,再加上他现在的妻子是从台湾去的,所以他有时又被视为台胞台属。有一次还被称为“旅美爱国人士”,但在宴席上拍着他肩膀亲昵地跟他论“咱们中国人”的更大有人在。

但是,尽管年虔祈在美国还确实不能从心理上同非少数民族的白种美国人完全认同,一旦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在中国人面前,他却充满了洋溢于全身心的意识,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尽纳税义务的公民。

4

年虔祈很容易地打听到了你家中的电话号码。要不是你帮忙,年虔祈找不到胥保罗。你现在出名了。胥保罗仍默默无闻。年虔祈承认,他其实更急于见到胥保罗。他同胥保罗当年不仅是同学、邻居,还是教友。

“胥保罗怎么样?”

胥保罗还没有到。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胥保罗还没出现。年虔祈先给他自己和你点了饮品,他喝人头马白兰地,加冰块,你喝他介绍给你的一种粉红色的开胃酒,他用法文称呼那酒的名字,说得很快,你没听清,也不好意思再问。

开胃酒很好喝。淡甜,有一点辣味,通过喉咙时有一种抚摸天鹅绒般的感觉。

胥保罗怎么样?

    无从说起。

你望着年虔祈,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他仿佛并没有什么变化,他当年就那么个高个子,那么个大脸庞,那么个大鼻子,两条眉毛离得就那么远,两只眼睛就那么有点往下撇“八”字,眼神就那么老成……尽管他穿着一身昂贵的西装,还洒了香水,但你还是总觉得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陈旧的呢子大衣的气味,一种樟脑丸和霉菌混合而成的气味。少年时代的那一天你在他家跟他说你要写一本厚厚的小说名儿打算叫《阿姐》时,他穿着一件父辈留下的旧人字呢大衣,那大衣上的气味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弥散到今天……

你想跟他细细地说说胥保罗。但是无论他,还是你,都没有那份时间。也许胥保罗来了,自己会说。但很可能胥保罗只会很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我很好,我很热爱我现在的教学工作。”

你在想:年虔祈从什么时候同胥保罗失去联系的?

那有许多年了。一定是当年虔祈一家从那个大院里搬出去以后,他们就再无联系了。

那以后,直到年虔祈到美国去之前,还有好多年,找到胥保罗并不困难,但年虔祈没有找,甚至没有打听。那很自然。现在年虔祈第九次从美国回北京,商务大昌的余暇,忽想以与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的聚会调剂一下神经,也很自然。

“胥保罗怎么样?”

5

应该出名的应该是胥保罗,而不是你。

早在16岁的时候,胥保罗就能在钢琴上弹奏莫扎特、李斯特的复杂的奏鸣曲,他并且在当年全市中学生业余文艺创作会演中,因演奏自己作曲的《麻雀之歌》而获得过一等奖。

也就在那个时候,胥保罗便能在单杠上和双杠上完成许多惊险而优美的动作,他一度是区业余体校体操队中的佼佼者,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的体操比赛中获得过全能第三和双杠冠军。

一到冬天,溜冰场上便闪动着胥保罗的影子,他总爱穿一件红毛线衣,一条劳动布细腿裤,头上罩一顶黑色的绒线帽,脚上蹬一双球刀,一忽儿跟穿跑刀的人一起跑大圈赛速度,一忽儿跟穿花样刀的人一起在场心舞8字旋转跳金鸡独立,一忽儿又操起冰球棍到球赛区追堵奔射……

在课堂上,胥保罗显示出超凡的数学头脑,他心算的能力极强,考试几乎总是轻而易举地便得个100,每学期发下数学课本,他不等老师开讲,几天里便翻阅完一遍,几周内便自己演算完所有习题。以至于当年轻的老师在讲授例题出现了困难时,便只好求助于他,请他到黑板前分步解说,他倒比老师更能让同学们明白那其中的诀窍;后来他就自己找高年级的数学课本来自学,到初三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把高中的数学全自修完了……

但是,胥保罗从初中起就一直遇到麻烦。

生物课一开头讲的是植物学,后来讲到动物学,再后来就讲到从猿到人,记得生物老师刚讲完从猿到人的头一堂课,下课铃响过生物老师还没离开讲台,胥保罗就走过去很真诚地对生物老师说:“人怎么会是猿猴变的呢?人是上帝造的呀!”

一些同学围了过去,你也在其中。你记得,生物老师一开头以为胥保罗是故意调皮,不屑理他,一些同学也随即发出了笑声,但胥保罗一脸严肃,他竟以一种要同生物老师辩论的口气说:“上帝造了猿猴也造了人,上帝造人是先造了男人,叫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叫夏娃……这都是有根据的!猿猴变人的根据在哪里呢?”生物老师气得目瞪口呆。

你不记得详细的情形了,总之,生物老师把这事及时地汇报给了校长和校党支部书记……

胥保罗因此在你和许多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之后,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申请,却长时间地不被批准。

胥保罗的父亲是个牧师。

那时候你不懂得什么是牧师。你去胥保罗家,见到过他父亲,他父亲同别的成年男人没有什么两样,相貌体态没什么两样,在家里的穿着也没什么两样,他父亲也同你说过话,你觉得跟自己父亲和自己父亲的那些朋友同你说话也没什么两样,你不记得他父亲跟你说过什么上帝造人一类的话,他说的也无非是应当好好学习,应当饭前洗手,应当积极要求进步,应当当天的事当天做完,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胥保罗家里的墙壁上挂没挂过十字架?你不记得了,也许挂过,但你那时候不注意别人家墙上挂了些什么。你只记得有一回注意到胥保罗家的书架上,有两三排好大好厚封皮儿好精致书脊上的外国字烫成金颜色的好漂亮的外国书,你问:“俄文的吧?”因为那时候最流行俄文,也搭上你哥哥正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深造,但是胥保罗告诉你:“不是俄文,也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是罗马文。”当时你不禁一愣。什么是罗马文呢?你意识到胥保罗的父亲懂罗马文。那是你头一回感觉到他父亲跟别的成年人有所不同。一种古怪的、令人不放心的不同。

    那时候你同胥保罗为什么合得来、总一处玩?你常去他家,他也来过你家,什么东西把你们粘在一起?你至今不能作理性回答。你不会弹钢琴,也不练体操,溜冰溜得很蹩脚,数学更是学起来费劲,而你所爱好的文学胥保罗则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语文课上经常打瞌睡,写起作文来仿佛骆驼被逼着穿过针眼,直到高中的时候,他仍然没读过《水浒传》,并且也不读那时候很流行的外国小说,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不读,也不怎么喜欢看电影和话剧。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可你们两个偏合得来,一块儿玩,为什么?

难道仅仅是一种命运的偶然?难道那仅仅是因为命运之神,要你亲眼目睹和感受胥保罗的不幸与幸、不变与变?

初中毕业时,你们的总成绩都达到了被保送到高中的标准,你们填写了同样的志愿单,志愿单上的头一个志愿学校没有录取你也没有录取他,第二个志愿学校同时录取了你们。这样你们就又继续同窗。

上到高中的胥保罗早就皈依了从猿到人的科学观念。他甚至比你还要更积极、更迫切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记得高一上完的暑假期间,你因为总想跟从东北农学院回来度假的阿姐,还有也正放假的小哥和恰巧从外地出差来北京的二哥一起在家里玩和一起外出游览,就很不想参加班上团支部组织的“团课学习活动”,胥保罗却不仅自己报名参加,还非拽上你,你有时候该去的时候不去,他就生你的气,还找到你家里,批评你,动员你,下一回就干脆一早赶到你家,拉着你一起去……

那时候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一个皮肤黝黑长相不佳的女同学,一笑便露出大块粉红色的牙龈,一严肃便鼻子皮起皱,但是大家都知道她父亲是某一个文化部门的级别很高的领导,她母亲则是一个著名的话剧演员——不是舒绣文那样的出身经历可疑的演员,而是,据团支部书记自己说,是一个爱惜自身形象,只演工、农、兵的革命演员,实际上也确是那样,从1950年到1965年15年间她只演过三个戏,一个戏里演先进的纺纱工,一个戏里演农村的女干部,再一个戏里演红军中的女政委。团支部书记不姓父亲的姓而姓母亲的姓,她经常谈起母亲而讳谈父亲,这都更让同学们感到她父亲的非同寻常。团支部书记叫黎曙霞。

“团课学习活动”的主要环节,是大家在教室里围成一圈,对照团课里所讲到的革命道理,检查自己的不足。胥保罗总是非常认真地作那样的检查。但黎曙霞一听胥保罗开口发言,便鼻子皮起皱,仿佛在警惕一只飞得越来越近的苍蝇,有一回没等胥保罗说完,便截断他说——

“不要绕来绕去的,要向组织上交出真心。比如说,你为什么要作一首《麻雀之歌》的钢琴曲子,还跑到大庭广众当中去弹奏?你为什么不歌颂雄鹰,不歌颂和平鸽,而要歌颂麻雀?”

胥保罗非常狼狈,他鼻子皮绷得苍白,嗫嚅地说:“我早就不弹了呀……”

黎曙霞便冷笑着,露出粉红的牙龈,环顾着会场上我们其他的“争取入团积极分子”说:“不要以为组织上不知道,从前的事,家里的事,社会上的事,组织上都一清二楚!”

你不记得胥保罗是怎么检查自己竟然丧心病狂地歌颂麻雀的,也不记得黎曙霞及其他团员和积极分子是怎么帮助他认识那一罪恶的,幸好那时候麻雀还未正式列入与苍蝇、蚊子、老鼠并列的“四害”之中,还没到1958年“全民歼灭麻雀”的时候,否则,胥保罗恐怕更难蒙混过关,但你记得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好不自在,因为,胥保罗初中时候参加市里文艺会演,自编自弹《麻雀之歌》的事,是你对黎曙霞讲的,你当时不但不以为那是罪恶而是当作一桩趣事,随随便便讲出来的……

你记得事后胥保罗对你说:“向组织上汇报是靠拢组织的表现,你做得对,你一定比我更早地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但你一直没有获得那份光荣。胥保罗更没门儿。奇怪的是胥保罗越没门儿越玩命儿地靠拢团组织,他每周周末都主动向黎曙霞递上一份书面的思想汇报。你注意到,黎曙霞每回接过那份汇报时鼻子皮都起皱。

后来就发生了一桩你至今想来仍感到惊心动魄的“厕所事件”。

那一天课后你同胥保罗在操场打完球,一同到教学楼里上厕所撒尿,厕所挺新式的,小便池镶着白瓷砖,上头安着刷有银粉的自来水管,自来水管上有许多小孔,往白瓷砖上喷淋着水丝,以随时冲掉尿池里的尿液。你同胥保罗在那里撒尿时,学校里负责思想教育工作的教导主任王老师,也正好去撒尿。那天胥保罗那泡尿又多又冲,你撒完了等着他,他撒完了系好裤扣你们才一起出了厕所。

    谁知刚出厕所就听见一声严厉的呼叫:“胥保罗!”

胥保罗一愣。你也一惊。

原来王老师出了厕所并没有离去,他在外面等着你们出去。

“胥保罗,你干了什么?!”王老师的眼光透过眼镜片,射击般地钉到胥保罗脸上。

胥保罗半张着嘴,懵了。

“你呢?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他干什么了吗?”王老师又把眼光移到你身上,还好,和缓多了,不像射击,只像扫描。王老师好像并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慌得不得了。想哭。你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王老师又把眼光移回胥保罗脸上,宣判般地说:“你破坏公共财物!你故意把尿高射到自来水管子上,腐蚀那管子!你心理阴暗,你思想很成问题!”

你费了好大劲才弄懂那一指控。

胥保罗脸色煞白。

“你看见了,对不对?你可以作证!”王老师又对你说。

你的脸色如何?一定也很难看。你心里更慌。说实在的你不记得看见了什么,你不知道该作什么证如何作证。

“你去吧!”王老师一摆手,把你发落了,却厉声地对胥保罗说,“跟我去办公室!”

胥保罗跟在王老师身后走了。

你感到恐怖,却又感到一种意外的安全,你依稀记得自己也曾在撒尿时把尿线高扬,下意识地去射溅喷水线的自来水管,但王老师只着意于胥保罗的行为思想,而对你毫无兴趣。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清楚胥保罗去了王老师办公室以后的情况。后来也没有人找你去作证。那以后你仍然同胥保罗一起复习功课一起玩耍,你也没有主动问他。

后来就到了1958年,开展了全民围剿麻雀的战役,有一天北京市全民动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集体出动,用敲锣打鼓敲盆打罐等办法发出不间断的骚扰性噪音,让空中的麻雀被惊吓得无处可以落脚休憩,便只能在飞累后跌落到地上心力衰竭而死——你们学校的师生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即紫禁城的城墙围子上去敲锣打鼓,你们班分到的是西华门附近的一段城墙,那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那真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你记得那天你们在那段城墙上亲眼见到空中不时落下被惊吓劳累而死的飞鸟——不止有麻雀,也有乌鸦和喜鹊,以及别的叫不出名儿的鸟儿,每落下一只飞鸟,黎曙霞就带领你们发出一阵欢呼,谁让这些飞鸟偷吃公社田地里的粮食呢?它们是罪有应得!——不过这是后话。且说黎曙霞在宣讲完消灭麻雀的重大意义之后作具体布置时,她念完了每一个灭雀小组的组长和组员的名单后,胥保罗举手提问说:“我呢?我在哪一组?哪一个地段?”同学们都扭头看他,又都扭头望着黎曙霞。黎曙霞先冷笑一下,露出粉红色的牙龈,又面色极为严肃,皱起鼻子上的皮,对胥保罗说:“你呀,你家里待着吧!”

你记得,当时你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你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副组长,你就去跟黎曙霞说:“让胥保罗到我们这个组吧!他可以负责统计掉下来的麻雀的数目!”黎曙霞瞥了你一眼,不理你,径自和别的同学讲话去了;你看见胥保罗去求班主任老师,可那位面团团的班主任老师搓着手说:“这事团支部负责……”你知道那位班主任老师不是共产党员,凡带有政治性色彩的事他都不管,交给黎曙霞掌握,班上所有同学都知道黎曙霞是真正有权的人物。

你不记得灭雀大战那天见没见到过胥保罗,更不知道那天胥保罗是不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家里,你心里掠过一种当时尚不能完全消化的人世悲哀,你意识到胥保罗的不幸全肇始于他几年前自编自弹的那首《麻雀之歌》。那时候麻雀并没有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所以还给他发了奖,但现在情况变化了……敌人似乎越来越多,那个头几年常到你家去的阿姐小哥他们的老同学崩龙珍,不也变成了一个敌人吗?

后来,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有一阵你爸爸出差在外,你妈妈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到外地去了也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里到了晚上就有点害怕,因此把胥保罗找来陪着你住,你记得有一晚——不是刚来的那一晚也不是最后一晚——胥保罗对你讲了这样的话:

“我知道黎曙霞为什么对我这样,知道她跟王老师讲了,所以王老师对我那样……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吧?我爸爸,他三年前就划了右派,两年前又因为不认错,表现不好,送去劳动教养了,直到现在表现也不好。我妈一个月去看他一回,我跟他划清界限了,我不去看他,现在我恨他,他对我的毒害太深了!他从小给我灌输《圣经》里讲的那些个东西,所以我初中的时候糊涂到去跟生物老师辩论,出了大丑!现在我诚心诚意地信仰唯物辩证法,拥护社会主义,渴望入团、入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真的!他们不相信,你要相信才对!你知道我把自己改造成这样是很不容易的!我恨自己编过弹过《麻雀之歌》,那时候,只觉得麻雀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以为用一种灵动谐谑的旋律表现麻雀的欢快,可以构成一种美,现在真认识到错了!生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不是革命的、进步的生命,就是反动的、腐朽的生命!黎曙霞让我好好检查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我一直在努力……你也要注意啊!你那么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很危险!让咱们共勉吧,看谁先改造好思想,先加入共青团……”

    当时你很感动,真感动,所以你记住了他这一番话。他说这些话时很真诚,也很痛苦。那一晚月光很好,银色的月光从月窗外透过马樱花树的枝桠泻下来,铺到你们合睡的大床上,又用树杈的阴影给罩上了一张网,你记得那月光,那“网”,月光和“网”都可以作证,你们当时是两个真诚而苦闷的少年!

6

“中国人怎么老不准时?”

年虔祈看看腕上的超薄永不磨损型拱形金表,问。

你心里想:难道年先生就不是中国人了吗?接着又憬悟:确实,对面的年先生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你望着他,他呷一口白兰地,望着你,微笑。你意识到对面的这位美国人绝无半点讥讽、挑衅之意,他是很自然地说出这句话的。的确,离约定的时间已过去17分钟,胥保罗怎么还不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不如他们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商人遵守时间……但胥保罗其实是应该守时的,他是一个铃响后必须进入教室授课的教师啊!

你觉得又仿佛嗅到了一种旧呢子大衣上的樟脑丸和霉菌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已经是美国人了,你还总感到飘过来这样一种气味。

“也许他来了,但找不到这个香槟厅,我出去迎他一下。”

你就去迎胥保罗。

果然,胥保罗来了,在大堂里呆头呆脑地张望,他正如所料地找不到所约定的具体场所。

你在滚梯上就看见了胥保罗。他没有发胖,身材看上去比当年略矮了一些,腰板也还挺拔,穿着一身大概是平日轻易不穿的西装,还结着领带,但浑身显露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土气——显然他是头一回走进这金碧辉煌的王府饭店,也许他连其他那些三星四星的大饭店也都没有进去过,他被包围着他的彻头彻尾西方化而且是西方的上层社会化的景象震慑住了,可以估计出来他已经乘滚梯去过上面一层也下过底下一层,但他没有找到香槟厅;又可以估计出来他羞于开口向那些穿着西方式号服的侍应生询问……

你一望见胥保罗,望见他那一头全然灰白了的头发,望见他那老远便能看出皱纹的面孔,便不由得鼻子一酸……

你和胥保罗高中毕业时都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填写了一连串各自所向往的高等学府,你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机械系……

你们考得都不错。有标准答案,可以自己核对,自己估算得分,即使尽量保守,打折扣,往少算,那也还可以乐观。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你考上的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师范学院,这倒还不离奇,离奇的是胥保罗接到的是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的录取通知书——他报的是理工科,参加的理工科的考试,而且考分绝对不低,但却不被任何一所志愿表上所填写的或未填写的理工科大学或专业录取,他从小就最不喜欢语文,最不擅长语文,却偏偏分配他去学语文,并安排他以后去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教语文!

后来你们都搞清楚了,你未能考上第一或第二或第三志愿,胥保罗未考上所有的志愿乃至完全被转移了学科走向,确实不是因为考分的问题,不是因为身体条件的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操行评语,那报名表上所附的评语不是班主任拟定的,而是由团支部书记黎曙霞填写的,录取者看了那令人咋舌的评语还录取你,并且终于还录取了胥保罗,应当说已相当地宽宏大量。再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师范学院总招不满,而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科,就更不得不从理工科中因操行评语不好而被淘汰掉的考生中,再找补回一些考分确实很高身体又健康的来填补空缺……

黎曙霞给你和胥保罗填写的加盖了学校印鉴的操行评语,就这样决定了你们一生中后来的走向。不知当她填写那评语时是冷笑着露出了粉红的牙龈,还是严肃得鼻子皮起皱。

……上师范学院后你同胥保罗,以及其他中学时代的同学都不再来往。后来你到一所中学当了语文教师。你渐渐从教师这平凡的岗位上获得了生活的动力和内心的满足,后来你不仅适应而且喜欢上了这一职业……到“文革”的前一年,讲究实现“革命化”。有一回你所在的那所位于南城的中学组织教师们到位于北郊的一所中学去“取经”,因为那所中学的“革命化”搞得好,有关部门号召同行业都去参观学习……在那所中学别开生面的经验展示会上,忽然钻出一队青年教师,高唱他们自编的革命歌曲,而在一旁用手风琴伴奏的那位,你好生面熟,定睛一认,不是别人,便是胥保罗!

歌一唱完,你立即走过去招呼他:“保罗!”

他笑吟吟地过来同你紧紧握手,但纠正你说:“叫我保红!保卫红色江山!保证一颗红心!别再叫我保罗,那是宗教味儿的洋名字,腐朽!落后!……”

    胥保红?你总觉得别扭,你就不再叫名字,只叫他胥老师。胥老师问到你的情况,头一句话就是:“入党了吗?”你在中学教书时倒是终于入了团。但,入党,那还没有想过,难道……你便问:“你入党了吗?”

他满面红光地对你说:“快了!”

你很吃惊。当然,你为他高兴……

“胥保罗!”

你从王府饭店前堂的滚梯上下来,你招呼已经满头灰发满脸褶子的老同学、老同行。他现在确实已经又习惯于人们叫他胥保罗了。

“啊呀,你……我怎么也找不着那个厅……虔祈呢?”胥保罗如获大赦地迎上去握住你的手。

你就领他去香槟厅。

在滚梯上,他掏出一方手帕,揩着额上、鼻头的汗,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你说:“真不习惯……”

7

“要点什么饮料?”

“随便……随便……”

“你要哪一种色拉?”

“都行……都好……”

“热菜呢?能吃烤波尔多蜗牛吗?”

“蜗牛?……挺贵吧?别……不用……”

“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蜗牛?那么,羊腿怎么样?烧羊腿?”

“那好……行……”

“汤呢?你喜欢浓的还是清的?”

“怎么都好……”

“喝一点干白?白葡萄酒?中国的就挺好,喝‘长城’的,

还是‘王朝’的?”

“你定吧,你定……”

“你如果主菜要羊腿,不要鱼和海鲜,那就该配点红酒,干红怎么样?给你来点法国的干红,如何?”

“不必,不必,我就也白的吧,跟你们一样吧……”

“想吃哪一种甜食?要不要点干酪?法国的干酪世界第一,有几百种……”

“不用了……要一点也行……不要吧,够了够了……”

“餐后来咖啡,还是香槟?建议都来一点,先香槟,后咖啡……”

“不用了不用了……行,行,我一样就行了……”

……

你望着胥保罗,仿佛对着一面镜子,照出了10年前的你,那时候你初次出国访问,大家请你吃饭,你也是这样;好在年先生毕竟不是洋生洋长的洋人,他还能懂得“随便”、“都行”、“都好”、“不必”、“不用”……一类话语背后的心理状态,还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耐心地为胥保罗安排好他的那一份食谱。

……边吃边聊。你注意到胥保罗并不同于那些从未玩过洋荤的土包子,他能中规中矩地使用刀叉,喝汤时能自然而然地由内向外地用勺舀汤,只是那动作都不够麻利,对了对了,胥保罗本是牧师的儿子,他家里一度非常的西化,他从小就弹钢琴、练体操、打冰球……而且,当年年虔祈、胥保罗他们住的那个院子原来根本就是教会的房产,里面住的不是神职人员便是两代以上的教民,生活方式都有点偏于西化,而胥保罗家似乎在其中又是最富裕的……

年虔祈问到胥保罗的父母:“令尊令堂都还健在吧?”

胥保罗简单地说:“家母去世多年了,家父现在很好,他是神学院的教授……”

你注意到胥保罗脸上隐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你能读懂那表情,你知道他心里一定缠搅着痛苦与困惑,活像一团蠕动着挣扎着而分离不开的蛇群……

自1965年那一回在“革命化”取经活动中邂逅之后,你同胥保罗只有次数不多的来往。有一回他来找你,你也是问到他的父母,他坦然地对你说:“他们一个是友,一个是敌,在组织的指引下,我能够站稳革命的立场,区别地对待他们。我母亲,你知道的,一直在小学教语文,她思想落后,跟我父亲划不清界限,我对她采取的是‘原则性关怀’的态度,就是说,生活上照顾她,思想上批判她……因为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生活上发生暂时困难,那几年我母亲就每一季度去血库献一次血,这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医疗事业,没有什么不好,同时国家也给予献血者一定的补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她回到家总是说:‘唉,又卖了一次血!’我就批判她,告诉她不能说‘卖血’,要说‘献血’……当然我采取的是耐心的、充分说理的、和风细雨的方式……跟我父亲那就不一样了。我一度想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但学校党支部批评了我,我懂了,那是一种懦夫思想,也是一种投机心理,我不能逃避斗争,更不能以为只要一刀两断就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了……所以我就一方面坚决不去劳改农场看他,让他不要对我存在幻想,一方面又绝不回避他是我父亲这一事实,我就主动回忆他对我的毒害,每月定期交一份揭发和批判他的思想汇报给党支部……”

    你至今还记得胥保罗——那时候改名叫胥保红——对你讲到的这番话,你当时很震惊,不是对他震惊,而是震惊自己——你惊恐地发现,尽管你也确实在努力地使自己“革命化”,拼命地改造思想,但直到那时你还是完全不能理解他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相信他的真诚和执著……

但那时令你震惊的事层出不穷,并不断地加速着呈现的频率……有一天你从报纸上看见一大版的文章,文章批判着一个文化界的领导人物,说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那被点名批判的不是别人,便是黎曙霞的父亲。你当时心里怦怦乱跳,并且不得不作如此联想:黎曙霞是否也在某一处地方看那张报纸那篇文章呢?她会怎样?是露出她那粉红色的牙龈,还是鼻子皮起皱?……

你知道,当你和胥保罗被分配到师范院校的时候,黎曙霞却尽管考分不够高,但政治条件奇好而被清华大学录取,什么专业你不记得了也无关紧要——因为听说她刚上到二年级便被抽出去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先在系里当,后来升到校一级机构里被委以了重任……

“文革”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你吓坏了,不明所以,不知所措,除了自己家里的亲人,你顾不得念及其他人的安危……

“文革”后你趁时顺势,竟终于成为了一个作家,有一天你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翻到一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不由得细读一遍,读完不禁遍体清凉。这以后你再没在报刊上看到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也许她还在清华?她还在干政工方面的工作?那样的文章她只能写一遍,而你也只能读一遍。

黎曙霞的文章是应刊物之约写的,内容是悼念她的双亲。她的父母都是几十年党龄的老革命,这本是你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她的父母二位在“文革”中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弄死。她父亲死在批斗会的现场,从三张桌子搭成的一个高台上昏倒摔下来当场毙命,母亲则在隔离审查的屋子里用撕成布条的衬衣结成绳子把自己勒死在了门把手上——完成了她继那先进女工、农村女干部和红军女政委三个舞台形象后的第四个形象,不过这一回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你在“文革”结束好几年之后,才想起来去找胥保罗,那是出于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你想得到一本《圣经》,因为你弄文学,需要把那当作一本必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你在报纸一角的一则消息中获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已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在一个有关部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的座谈会上,有几位宗教界的代表发了言,开列出的发言者名单中,有一位牧师正是胥保罗的父亲;你去胥保罗任教的那所中学去找胥保罗,他果然还在那里没有换过别的单位别的工作,他见到你既未流露出高兴也绝对没表现出不高兴,他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他主动问你的头一个问题依然是:“你入党了吗?”

你便问他:“你呢?”

他认认真真地回答说:“这回是真的——快了!”

你和他在学校操场边上那高高的白杨树下一边漫步一边聊天。你记得他对你说:“我跟父亲要本《圣经》给你那没有问题。其实你直接找他要他也会给你,他还记得你。他现在是神学院的教授。现在我不能单纯地把他看成一个宗教界人士,一个唯心主义者,我认识到,他也是国家的一个难得的人才。因为,你知道,他懂得罗马文,古罗马文,还有希腊文,古希腊文,那是好比梵文、满文那样的死文字,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用那样的语言说话了,也几乎没有人用那样的文字书写,就是能读能认能解的人也不多了,而我父亲还会。尽管他在劳改农场呆了20多年,他居然还拾得起来……有关部门很重视他这个专长,正让他带几个学生……不过我当年确实对他太‘左’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左’了,受‘左’的路线、‘左’的思潮影响么!你不知道,1965年年底,劳改部门把我找去了,他们对我说,我父亲劳教期满了,让我把父亲接回家去,我一听就懵了,那怎么行?我多年来一直同他划清界限,不跟他见面,不允许他钻空子用父子情什么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来软化我。再说我母亲已去世了,我们家已经拆散了,我作主把我们家住的房子捐给街道托儿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再依赖父母那不干不净的房产过活;对了,我弟弟、妹妹跟我一样,考大学不管原来填的什么志愿,最后都只被师范类院校录取,而且全被分配到中文专业,所以跟我一样全是语文教师,满门语文教师……总之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结婚,都住学校的集体宿舍,接回我父亲去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劳改部门就说他们可以通知我们学校,让学校为我和父亲专门安排一间宿舍,那不成问题,可我不同意,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坚持了那么多年,同我父亲划清界限,现在可倒好,忽然他跟我一块儿住在学校,住在一间屋子里,我怎么受得了?并且你要知道,劳改部门跟我说得很清楚:我父亲尽管劳教期满,但他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你想当时我能接出那么个父亲来一块儿住么?我也实在不懂,他不认右派罪行,那又为什么不继续对他劳教呢?劳改部门就耐心给我解释,说虽然我父亲不认原有的罪行,但他在劳改农场的锅炉房烧火很尽职,又没有新的右派言行,而原来所判的劳教年限确实已到不拟对其加判,所以我作为家属中的最年长者应当将其领出……我坚决拒绝,我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跟他住在同一个屋顶下的那种生活,劳改部门就劝我跟父亲见个面,双方协商一下,看怎么办;我也坚决不肯跟父亲见面,我说我是他儿子那没有办法,但我不愿意同一个顽固的右派分子见面,劳改部门就说那只好安排你父亲在劳改农场实行期满留场就业。我一听就同意,说很好,留场就业很好。当然,他留场就业,我也还要继续肃清他对我的毒害和影响……你看,那时候我有多‘左’!可当时我真是那么想的,我以为那样做是对的……”

    胥保罗讲到这一切时,语气趋向于平淡,你听了却又一次感到震惊,你在心底里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和谅解他当年的那种态度和做法,你可以断定,倘若换了你,你或许也会提醒自己要同父亲的右派罪行划清界限,但你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接出来,住到一处……

你记得那一天天气异常晴朗,金亮的阳光从白杨树上穿出来,撒出无数闪动的“金币”在你们的身上,那些“金币”非常诱人,然而却虚幻不实……

你问胥保罗:“落实政策以后,你父亲见到你,他原谅你了吗?”

胥保罗点头说:“他原谅,全原谅,彻底原谅。我问他:爸,你为什么原谅我?还问他:爸,那些年,连我们儿女都不认你,不要你,政府要放你出来,我们反不容,你在那里面又总不低头认罪,你是靠什么支撑住的?弟弟妹妹又跟他说,你那时候没出来也好,因为如果出来了,半年以后就是‘文革’,劳改农场里的地富反坏右反倒受不到‘红卫兵’的直接冲击,那‘红卫兵’对漂在外头的地富反坏右可是不论什么政策不政策的,有的拖出去就活活给打死。你没出来倒反而保住了……爸爸就说那他也不怕,我们就问:你为什么不怕?你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泰然处之?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们的吗?你知道吗?”

你设想不出来。

“我爸的回答很简单,他挺直身子,庄严地说——我信上帝!”

你心中有一个大震撼。

……后来你得到了一本《圣经》。

8

“……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呢?”

年先生的脸庞仿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飘了回来,清晰地呈现在餐桌对面。你这才意识到已经上了餐后香槟。你沉浸在回忆之中,完全不知道年先生和胥老师两位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已经聊过了一些什么。

你原以为年先生会提及当年的那一天那一回,在他家,你跟他讲过的那个话,你要写一本书,一本挺厚的小说,名叫《阿姐》……然而他根本不提,显然他忘了,甚至于当时他就并没有在意,没有去记,所以也无所谓遗忘……显然他只是朦胧地记得你当年就幻想当一个作家,而且也只是从美国的华文报纸上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他至今仍并未读过你的任何一篇作品,而且今后也不会去读——他太忙,他的心思主要在他的商务活动上。当然,他倒也有跟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们聚一聚的兴致,利用几个商务活动的间隙约他们来吃一餐聊一聊。于他来说倒真不失为一种调节神经调剂心理调养精神的妙方。

你知道,年先生这天一早就参加了一个已谈判成功的签约仪式,下午三点还要拜会一个有关部门的头头,晚上则要出席为上午那个成功的项目所举办的一个宴请——是中方掏钱,在新世界饭店,吃潮州菜。

中国人讲究午睡,美国人不午睡,年先生就绝不午睡,他这天把中午十二点半到两点半拿出来与你和胥保罗共进午餐,并重叙旧情。

同时也顺便关注到你们的现状。他就问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

不知道为什么你仿佛又嗅到一股从旧人字呢大衣上飘散出来的樟脑丸和霉菌混合的气味……

你就说你目前只写一点零碎文字,给报纸副刊和软性杂志投稿,挣一些稿费,以补助生活,“著书都为稻粱谋”,纯粹是卖文为生,有些文章不过是小巧玲珑而已,没什么深意,不过是博读者一笑,当然啦,“卖笑不卖身”……这样的提篮小卖也挣不了多少钱,同胥保罗那样的中学教师一样,现在尽管中学教师也有了种种津贴,如班主任费呀,教研室主任费呀,超钟点费呀……以及从校办工厂的收入中分得一点福利费,归里包堆——北京市民时下的俗话叫“乱七八糟加起来”,终究也没有多少,绝对比不了个体户,更比不了大商人。但是,莫要“笑贫不笑娼”啊,对吧?……

喝了大半杯香槟,你觉得自己的口舌变得油滑了,看见胥保罗一颗灰白头发包住的头颅在微微地点动。

“……不要写《古拉格群岛》那样的玩意儿!”美国人年先生捏着装香槟的倒伞形阔口玻璃杯,用一种指导性的口气对你说。“你看,现在苏联和东欧,官方自己已经把什么都公布出来了,还用作家去写吗?你写,能超过官方自己公布的材料吗?你写不赢的!”

没想到本应“在商会商”的年先生,竟有此种“在商会文”的雅兴和颇为不俗的见解。

哑然。

咖啡送上来了。

9

同年先生和胥保罗分手后,你决定一路散步着走回家去。

一边顺着王府大街往北边走,一边想:不要写什么?要写什么?怎么连年虔祈先生这位美国商人也来加以指导?这样那样的好意指导实在是太多了……

实在的,当年你竟然在年虔祈面前对他说,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叫《阿姐》的书,你为什么要那么想、那么说?直到今天你也猜不透……

但是你终于成为一个作家,一路写下来了。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该怎样写?不该怎样写?

你有要的,有不要的,有不知道要还是不要的……

你心中有一个定数,变的是展现形式,如2+2、22、(1+1)×2、8÷2、

X-4=0……终究变不出那个定数4去,该怎样,不该怎样,你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终究总是你……

最要紧的是你不但想写,而且能写;你对自己说,想写能写,那就别犹豫,继续往下写吧!

这么想着,走着,你就渐渐走进了童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那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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