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第十四章
    1
每当想办一件事却碍于面子不能四处活动时，他便对妻说：“唉，要能有邢静那股子劲头就好了！”
妻也便叹口气说：“谁让我们的脸皮儿这么薄呢？”
他们所说的邢静，是香姑姑的二女儿。
2
提到香姑姑，就不能不回想到当年重庆姑爹姑妈的那所住宅。
那所住宅在山城雾重庆的最高处。姑爹当年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姑爹不是那种土军阀出身的将军，而是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亲美派将军，抗日战争期间曾在配合盟军开辟南亚战场的远征军中任要职，进驻缅甸；日本投降后，被先后派往加拿大和美国，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级武官，1948年初回到中国，又在重庆继续担任涉外要职，因而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全盘西化。当年姑爹住的那所宅子，其主体部分是一座花园式洋房，一楼进门是宽敞的前厅，放置着几组真皮沙发，配有大玻璃茶几，可以用来会见一般的客人；前厅一侧是有长餐桌的餐厅，餐桌上常年摆置着西洋式的银制枝形烛台；前厅另一侧是内客厅，沿墙摆着许多沙发椅，可以自由组合成几副牌桌，也可以撤掉当中的物事当做小小的舞厅。一楼前厅有神气的弧形楼梯通向二楼，二楼除了许多单独的可供众子女居住的房间外，也还有一间相当不小的起居室，当年没有电视，但有可以收听短波的落地式木框收音机，有在当年算是相当先进的电唱机和许多的唱片——包括姑爹姑妈他们从美国带回的许多西洋歌剧和爵士乐唱片……姑爹姑妈的子女们常约上同他们年龄相仿的亲戚朋友在那里聚会、嬉戏、胡闹；那起居室的落地窗门外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平台四角摆着四棵栽在木桶里的橡皮树，平台上经常支着些躺椅,撑着遮阳伞，从那平台上可以鸟瞰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风光，天气晴和时江上的船只清晰如绘，雾气卷来时远望如神秘莫测的水墨长卷……姑爹姑妈自己住在三楼，除了卧室还有他们各自的书房和卫生间，三楼之上还有尖拱形的阁楼，阁楼上除了储藏室，也还有小小两间设置着小床的客房。那洋房周围是小小的花园，记得除了尖塔形的松柏、紫藤萝架、大株的广玉兰之外，还有小小的金鱼池，月季花圃，以及设置在不同位置的一些盆景。当然甬路边缘都栽植着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那时候重庆公共自来水设施很不发达，像姑爹姑妈住的地势那样高的宅子常常因压力不够而断水，因此在房后便有一个高似一个的平台，平台上是一个又一个的洋灰深池，池子里总储着水，他小时候一直弄不懂那些水池子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那是姑爹姑妈自家的一个生产自来水的设施，他们除能自制自来水外，也有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必要时可以自己发电。他记得，在那花园洋房后面，还有一排朱红色洋瓦的平房，有的住着副官、勤务兵、仆人、保姆，有的则流水般住着一些因各种各样缘由去拜访或巴结姑爹姑妈他们的人。但他的父母因是姑爹姑妈的至亲，因此倘若去了留宿，便住在一楼客厅后装置高档并有单独卫生间的客房中，他因为小，同父母一起享用过，大哥、二哥、小哥、阿姐他们去了如留宿则都安排到顶楼或楼后平房去住，那客厅后的高级客房即使空着，也轮不到他们享用。其实那客房住着也并不怎么美妙，父亲就曾抱怨过：离厨房太近，厨房的油烟，常从客房的窗子外飘进来，使人在睡觉时也总仿佛呼吸着一种油锅的气息。
他那时候还小，记忆比较模糊，但模糊中也还凸显着某些景象，比如他就记得有一回看见鞠琴坐在平台的一把折叠椅上织毛衣。鞠琴后来再没提起过当年曾到田霞明、田月明家凑热闹的事，而且后来她入党时，成分算作小业主，而且属于那种没有雇工的小业主，类似农村里的中农，大体上还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那自然是事实，是事实中的本质部分；但生存轨迹所构成的事实往往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本质部分”，也还有“非本质部分”，那“非本质部分”就是她曾一度非常艳羡田霞明、田月明她们的阔小姐生活，她常到她们家里去，比田霞明、田月明她们表妹蒋盈波去的次数还要多，并且渐渐“宾至如归”，去了不一定非要田氏姐妹跟她玩，她一个人坐到那平台上织毛衣也很惬意。偏他就留下了那么个鞠琴在平台上织毛衣的印象。记得解放后在北京，田月明刚分配工作刚到北京头一回来到他家时，他就向田月明报告说：“鞠琴姐也在北京！她在部队文工团合唱队唱歌！”田月明便脱口而出地说：“什么鞠琴！鞠富琴！”是的，鞠琴原来的名字是鞠富琴，参军时才去掉了中间那个“富”字。田月明对一身军装的鞠琴没有他那种尊敬感，但田月明似乎也没有当面打趣过鞠琴，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她们自觉地在新的价值坐标下继续和谐相处，他从没听到过她们提及那栋曾是她们青春舞台的建筑物。

    在那栋雾重庆山城的花园洋房中，像鞠琴或崩龙珍那样的小字辈客人常常被一位妇人用蔼然而又严厉的话语指挥或批评，那妇人对田霞明、田月明、田星明等人也一样地经常进行召唤或规劝，只是语气中更多些慈蔼和略少些严厉罢了——不知底细的外人听见看见，常误以为那便是他的姑妈蒋一溪，因为那妇人身着十分考究的旗袍，头发烫得中规中矩，淡施脂粉，画眉涂唇，耳垂上有亮闪闪的耳饰，脖颈上有白生生的珠串，手腕上有亮铮铮的镯子，手中还时常摇着一把檀香扇或古式的手绘花鸟画的纱扇，脚下是一双色调与旗袍相谐的高跟鞋，难道如此仪态万方的一位女士还不是这宅子的女主人吗？
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姑妈蒋一溪。
姑妈下面的一辈，都管她叫香姑姑。
香姑姑不是姑爹姑妈的亲戚，严格来说也不是朋友，她也并不是管家，因为另有一个男的副官相当于管家，她又不是家庭教师，因为她并不教表姐表哥他们什么，当然她更非女仆，但她又长住在那里，在二楼上有她专门的房间，她享有许多与主人类似的特权，那么她是谁呢？在那宅子中她算怎样身份的一个人呢？
后来，他长大了，才懂得香姑姑是姑妈的一个家庭伴侣。据说旧社会许多有钱人家都有这种人，她们一般也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受过相当的教育，只是或她们自己的家庭那时候比较没落，或她们同自己的家庭产生了矛盾冲突，又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职业，或竟很乐于到更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充当阔太太的这种伴侣。对外有时候说成是“秘书”，有时候就不用什么名目，凡熟悉那一阶层生活方式的人一听主人介绍，比如说“这位是香女士”，那么就都明白香女士者系何种人物，一般就都很尊重，甚而至于很巴结，因为一般都知道阔太太有左右丈夫的无形力量，而阔太太的智囊和辅臣不消说便是香姑姑一流人物。
后来他知道，香姑姑其实是攀着他父亲蒋一水那条线才进入姑爹姑妈府上的。父亲早年在北京上学时，同一位叫晏小迟的同学好得要命，竟至于焚香跪拜，结为了异姓兄弟。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父亲和晏子迟的那种结拜，构成一种特有的人际文化，那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到极点的。在1950年以前，父亲和晏子迟尽管长期并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但他们不仅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当一方经济上或别的什么方面遇到麻烦时，另一方便总是毫不犹豫地倾力予以援助；1950年以后，他们也一度依然如此相处，但新的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那是不允许人与人之间建构起一种超政治、超社会、超统一价值标准的个人关系的，因而他们两人特别是父亲很遭受到一些冲击与报应，那是后话，且不去说。
香姑姑名晏子香，是晏子迟的妹妹。
晏家早年在北京也算殷实之家，住着胡同里一所相当齐整的四合院。父亲当年是晏家的常客，自然每次都是去找晏子迟玩，但同晏子香也很熟，晏子香即香姑姑后来向他回忆过：“你父亲跟我迟哥好厉害！记得有一回我在胡同里守着卖红果酪的担子，一连吃了两碗还想吃，你父亲和迟哥看见了，说我太贪嘴，便一家揪住我一只耳朵，硬是那么把我揪回了院里，气得我后来跳着脚哭了一场……”
晏子迟后来毕业于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成为一个油脂工业方面的专家，一生经历很复杂。晏子香中学毕业后上过大学的家政系，这种专业解放后大陆的大学一律予以取缔。所谓家政系就是培养阔人家的太太和管家的一种专业，课程除一些文史哲的门类外，主要包括社交礼仪、服饰化妆、房间布置、烹饪缝纫、育婴幼教、家庭保健、“派对”(家庭聚会)设计、口才风度、园艺栽培、宠物豢养、珠宝常识、家庭财会、旅游常识、法律常识、保险常识、家庭工艺品制作、书画装裱、书法绘画、歌咏弹奏……据说到高年级还有关于房中术的讲座。晏子香毕业后本应按家庭的愿望嫁一个阔佬，但到她毕业时家庭已经没落，父母又难为她觅到合适的阔佬，她也决意冲破家庭的束缚，自己去闯出一条能遂己愿的生活道路。她最初的个人愿望是闯入电影界去成为一个明星。据说她提着一只小皮箱，只身到了上海，也一度确实进入了电影圈，但一连几年她都只能是在一些烂片子里跑龙套，她的名字竟几乎没有上过演员表，后来她就死了当明星的心，另觅出路。有传说她一度成为重庆上层社会的二流交际花，但也混得并不怎么惬意，后来更传说她热恋上了当年的一个什么健美冠军，但那健美冠军后来甩了她，自己远走高飞，剩下她和一个女婴。她在一种极为困窘的处境中，找到了她哥哥的契弟，即他的父亲蒋一水。当时在重庆海关做事的父亲便在那种情况下将她介绍给了姑妈蒋一溪，她到姑妈家去时是只身一人，那女婴是让健美冠军家的人接走了，还是她送人了，除了她本人谁也不清楚——她恳求他父亲不要把她有个女儿的事告诉他姑妈，他父亲后来果然没有说，几十年过去都没有说。她到姑妈那里后，两人竟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她便留了下来，并俨然成为了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除了陪着姑妈聊天解闷，还兼管束那些小姐少爷，倘若姑妈姑爹要组织一个什么“派对”，她便进行总体设计，而具体事宜都由姑爹的一位副官即男管家再支使勤务兵和男女仆人们去办理。

    “龙珍小姐，喝汤的时候请尽量不要发出声音！”
在餐桌上，香姑姑轻声地提醒作客的崩龙珍，崩龙珍抬眼一看，香姑姑正眯着眼睛，微笑着，然而很鄙夷地望着她，崩龙珍便自觉形秽，赶紧坐端正，小心翼翼地把汤勺在汤盘中从内向外地缓缓舀动，又小心翼翼地将汤送到嘴边，尽量不出声地喝掉那一勺汤。
“咪妹儿！STOP！”
香姑姑步态优雅地拐进二楼起居室，打断田月明和西人两个人挤在沙发上合看同一本电影画报的甜蜜阅读，扬起眉毛对田月明说：“亲爱的，你该练琴了！我记得你今天还是该弹那一首G大调307！”
咪妹儿即田月明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回她的房间去练琴，原来趴在他们脚下的沙皮狗杰普跳起来追随着她，她那同班的男同学外号叫西人的混血儿也便跟在她身后，要随她去。
“西人！你如果不想一个人在这里看画报，那我建议你回家去复习功课，你欧妈一定在挂念你了！”香姑姑便非常和气然而十分明确地阻拦西人随田月明而去。
“我想听她练琴！”
“啊，你如果想听，就坐在这里一样好听的，不必进入人家的闺房，亲爱的少爷，那是小姐的闺房啊……”
“闺房？那为什么蒋盈农、蒋盈平他们可以跑进去听琴？连杰普也能去……”
“是吗？”香姑姑故作吃惊耸起眉毛，然后又落下眉毛，微笑度增大，晃着一根手指，着一只眼，仿佛同西人私语似的说：“亲爱的，他们是表哥，是宠物，而你……你是不合适的，就是这样，你不合适，No，请留步……”
西人睨了她一眼，便只好又坐回起居室的沙发上，胡乱地翻那画报，而田月明表姐便在那边钢琴上赌气似的敲击出一串升调音阶……
这便是香姑姑当年的小小写照。
香姑姑在那个家庭里相当地权威，就连他姑爹田得垅——一家之主，似乎也从未驳过香姑姑的面子。香姑姑惟一膺服的只有他姑妈蒋一溪，也只有姑妈蒋一溪才会毫不犹豫地甚至是当着大庭广众驳斥或嘲笑香姑姑——尽管那并不经常——而香姑姑至少在表面上绝对地不气恼不失态，甚至会当即表示接受或接着姑妈的话茬进行一点自嘲。
香姑姑也确实不能不佩服他姑妈。姑妈早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跟随他爷爷到广州参加了大革命，并一度成为何香凝手下的一员爱将，大革命失败后，是何先生亲自向国民党有关机构打招呼，以公费资格让姑妈去法国留学，姑爹为追求姑妈从美国跑到法国，他们在巴黎结的婚，后来姑爹回到国内当了将军，姑妈当上了将军夫人，抗战胜利后又随姑爹到加拿大、美国当了一阵武官夫人，回到重庆住进那个宅子后，姑妈虽说没有自己的职业，但每天应酬极多，在官场、军界属于知名度很高的人物。香姑姑对姑妈是又羡慕又崇拜。香姑姑内心里对姑妈有没有嫉妒和鄙薄，不得而知，但据他父母回忆，当时确实一点儿看不出有那样的痕迹。
当香姑姑和姑妈站到一起的时候，香姑姑立即就被姑妈比了下去。那倒并不是姑妈长得比香姑姑漂亮。恰恰相反，单就身材相貌而言，香姑姑远胜过姑妈。姑妈中等身材，腰肢不如香姑姑那般袅娜，个头也比香姑姑略矮，而且姑妈的面部轮廓带有一点男相，不如香姑姑那么甜媚。但姑妈一穿戴出来，就总显得比香姑姑气派。那倒也不是因为她浑身珠光宝气，或衣衫格外华贵。恰恰相反，姑妈的发型往往比较保守，并不像香姑姑那么时髦，她并不经常戴耳环和耳饰，更不爱戴手镯，手指上一般只有一枚不嵌宝石的金戒指，那还是当年在巴黎结婚时姑爹购置的，但姑妈在社交场合却总戴着每粒都有豌豆那般大并且均匀圆实色泽统一的货真价实的珍珠项链，那项链在任何光线下都会随着佩戴者的移动闪烁出许多的十字光芒，那串项链常常无言地将在场女宾们身上所有的佩戴物都贬斥为低档的俗物。而当姑妈一走动起来，一应酬起来，那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一高谈阔论或一沉默不语，便更是横扫钗裙，巧言善笑如香姑姑者流，也只好甘拜下风。
……那一回，楼下大客厅和小客厅里宾客如云，一个官场、军界许多要员和社会名流及其夫人、少爷、小姐都应邀而来的“派对”，正进行到半当中，一些重要的、不重要的秘密交易正在微笑和暗语中进行，一些爱爱憎憎、恩恩怨怨正在举杯相碰中曲曲折折地表达。忽然，楼上传来一声枪响，跟着是“轰隆”一声，客厅中马上有太太、小姐发出惊恐的尖叫，女仆惊惶地把一托盘酒杯倾倒在了地板上，一些男女也不禁面露惶恐之色。香姑姑原来正优雅地挥动着古式纱扇同某位最有身份的女客应酬，枪响后竟五官错位，扇子掉到地下，又慌乱中自己将扇子踩坏，唯有姑妈全然不动声色，在人们惊恐的呼声刚一停歇时，便高高举起手中酒杯，朗声地笑着说：“诸位！对不起！今天舞会的信号太恶作剧了一点！不过在此多事之秋，我们何妨振奋起来，先跳出一点乐观，一点自信，然后再畅谈，如何？”姑妈说完一使眼色，负责用电唱机放送舞曲音乐的仆人立即开启了电唱机，舞曲声起，姑妈立即邀请最主要的一位官员共舞，几个仆人赶紧打扫掉落地的杂物，人们虽然对那枪声是舞会“信号”的说法半信半疑，但也不由得不成对成双地随着乐曲旋转起来……香姑姑一时还收不回神，只得暂且同一些不跳舞的人坐到墙边椅子上喘息，事后她当着全家人向姑妈说：“一溪姐，我算服你服到骨髓里了！”

    那一回楼上的枪声，是大哥发出的。大哥和二哥偷跑到姑爹姑妈的卧室，大哥用姑爹的枪对准屋角的衣架开了一枪。姑爹和父亲闻声冲上了楼去……事后姑爹说：“没想到我们回到楼下一看，竟然一点没乱，舞局正酣，所以也就没有公布真相……我太太岂止是贤内助，真是个无价宝啊！”
香姑姑在这样一个“无价宝”的熏陶下，很快提升了她那本来就不低的应变能力。加以香姑姑有着似乎比姑妈更胜一筹的钻营术，到解放前夕，香姑姑便利用在姑爹姑妈家频频组织“派对”的机会，使一位丧偶的国民党官吏迅速堕入了她精心编结的情网，姑妈姑爹便成全了她，使她结束了那夫人伴侣的“工作”，为她操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此后她便也成了一位夫人，再造田府时，她的身份便变成贵客了。
香姑姑所嫁的那位官吏，官位不算太高，但长得一表人才，年龄也不算太大，香姑姑是经过反复比较，才相中他的，有些官位更高的鳏夫要么年龄太大，身体糟朽，要么儿女成行，倘若嫁过去势必难以同那些大儿大女相处，而这位官吏不仅身体健壮，原来的妻子竟又并未留下子女，所以香姑姑觉得嫁给他最合算。他们成婚后倒也真相亲相爱，很快生下了一子一女。
香姑姑嫁给那官吏后没有在重庆待多久便随那官吏去了南京。那南京的官位是香姑姑给活动到的。后来不知香姑姑又通过什么办法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并有一张接见的照片刊登在了报纸上。在1949年至1950年的关键性一年里，姑爹成为了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而香姑姑的丈夫成为了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吏。1951年姑爹被安排到南京的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任教官，姑妈和子女们随之都迁到了南京，重庆那栋住宅便不复与他们有关。据说后来成为了共产党高级领导的宿舍。但姑爹姑妈他们到达南京时，香姑姑一家却又不在南京了。经过一度审查，人民政府没有给香姑姑丈夫定罪，但也没有在新的政府中将其留用，香姑姑代为想辙，最后通过她哥哥晏子迟的关系，在北京一家当时还是私营的肥皂厂里给丈夫找到了一个职员的位置，于是他们举家北上，香姑姑又回到了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北京城。
但香姑姑没有在北京城住多久，便只身去了青海。在肃反运动中，那张与宋美龄的合影使香姑姑成为了问题人物。据说审查的结果没有给香姑姑定罪，也不打算让她去劳改，不过由有关部门出面，安排了她就业——去青海大柴旦一所劳改农场，在为干警们的子女而设的小学里教书，她不仅没有抗拒这一安排，据说还很高兴地——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去了那荒原上的小学任教。她在那里一教就是8年，每年寒、暑假回北京探亲，她丈夫仍在那座工厂——起初公私合营，后来就完全国营，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是生产肥皂——当一个小职员，挣一份小工资，而就在那八年间，她又陆续生下了三女二男，她丈夫姓邢，她的长子叫邢强，长女叫邢玉，二女叫邢静，三女叫邢清，小儿子叫邢康。
他每当想办一件事却碍于面子不能四处活动时，对妻子说：“唉，要能有邢静那股子劲头就好了！”所说的邢静便是香姑姑那二女儿。
3
仔细想来，香姑姑是在时代转换的关键时刻搭错了车，并且搭的是趟末班车，都什么时候、什么形势了，她还削尖脑袋要去争取宋美龄的接见！并且据说是贿赂了报纸的记者，才抓拍了一张照片登上了报纸。那并不是一次专门的个别接见，而是一种有一大串妇女过去同宋美龄握手的大呼隆的接见，宋美龄本人一定不会记得有香姑姑这么个人同她握过一次手，并在握手的一瞬间有镁光灯刺眼地一闪。这一闪就决定了后来香姑姑在青海荒原上教小学的艰辛历程。
他记得，在他上小学时，香姑姑曾同她的丈夫——家里人让他叫做邢叔叔，到他家作过客，香姑姑那时正从青海回京度假，记忆中，香姑姑一头女干部型的短发，皮肤紫黑，眉眼倒仍然显得比一般妇女秀丽，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布制服，脚上一双带绊儿的土布鞋；邢叔叔的偏分头理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身新的蓝布制服，脚上蹬一双当年置下的皮鞋——擦得很仔细，只是已无法发出亮光——因为毕竟留在城市生活，邢叔叔皮肤显得白皙而细腻，这样他们并排一坐，便让人觉得女的非常土气，而男的倒有几分洋气，再仔细观察，则又会觉得女的身体非常健壮，而男的面颊微凹，仿佛刚得过一场大病，及至对谈起来，便又会发现女的中气十足，挥洒自如，而男的寡言声微，窝窝囊囊。
不过那时候他没心去听香姑姑同父母都聊了些什么，只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他到院子里同小朋友们玩了一阵以后，再返回家里时，正听见香姑姑眉飞色舞地在对父亲说——

    “……这个思想改造可是顶顶要紧的啊！……”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个镜头，他感到有些吃惊，也十分有趣。就同回忆起鞠琴姐曾在姑爹姑妈家那花园洋房的平台上，坐在折叠椅上惬意地织毛线衣一样。当年那个身着闪着磷光的旗袍，大耳坠粗项链，手摇檀香扇，满嘴“咪妹儿，STOP！”的阔太太伴侣，难道从这地球上消失了吗？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大讲青海土坯房里的土坯桌子土坯凳子有利于思想改造的浑身土坯味儿的女干部？
后来有许多年香姑姑和他家中断了来往。只模糊地听说大概在1962年或1963年，她就病退回了北京，从此待在家中。但偶尔他会听见父亲同母亲议论到父亲的结拜兄弟晏子迟，因而也便稍稍涉及到晏子香即香姑姑。有一回母亲便说：“也不知道那子香现在过得怎么样，恐怕恼火哟，她男人一份小薪水，听说转国营一定级就再没往上涨过，她又提前办了退休，合起来能有几个钱？就算老大老二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下面还有一笆拉子女，日子怕紧得很哟！”父亲便说：“为她操什么心？她那人，什么时候都混得过去，岂止是混得过去——能拔尖儿她就要拔个尖儿，有小小的一个缝儿她就能全身都钻过去，有小小的一个坑儿她便能造成一个湖……”再后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回母亲又极偶然地提到香姑姑说：“子香她当年那张照片，怕又会惹出麻烦啊，唉唉，遇上最凶的‘红卫兵’，性命怕都难保哩！”那时父亲正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很不爱听这个话，便烦躁地说：“你去管她！你怎见得她这两年就没办法去跟江青握手，也拍张照片登到报上？”母亲从那以后就再没提过香姑姑。
4
那已经是“文革”后期，他已经娶妻生子，住在小胡同小杂院的一间小东屋里，过小日子，忽然一天有两个女青年来访，一见面便亲热地唤他：“小表哥！”
他望着那两个女青年，只是发愣，无论姑爹姑妈那一家，还是曹叔八娘那一家，都没有这样的表妹，她们是怎么突然从斜刺里杀将出来的一对表妹呢？
那一对表妹一位个子高些瘦些，皮肤比较白也比较干，另一位个子矮些丰满些，皮肤比较黄而且明显属于油性，脸上不出汗也油晃晃的，她们两个叫完“小表哥”便自我介绍，高些瘦些的笑吟吟地说：“我是邢玉！”矮些丰满些的就说：“我是邢静！”
他一时不得要领。想不出自己有姓邢的表妹。
“我们是你香姑姑家的！”邢玉便提醒他。
“啊，香姑姑！”
他想起来了。香姑姑叫晏子香，嫁了个姓邢的丈夫，可不她的孩子姓邢。香姑姑的孩子以姑妈为本位，叫他一声小表哥倒也顺理成章。
便在小屋里招待她们，让座，献茶，抓出一碟炒花生。
邢玉邢静便毫不客气地坐下，大口喝茶，哔哔剥剥地吃花生，又东张西望，仿佛把小屋要彻底透视一番，又拿起桌上的相片凑拢了两颗头看，又嘻嘻地笑，又指着相片问：“小表嫂呢？小表侄取的什么名儿？”邢静又索要牙签，说花生塞了她的牙，他说没有牙签，便向他要火柴。
他妻子回来大吃一惊。他便解释，邢玉邢静便也笑嘻嘻地自我介绍。他妻子说要去附近托儿所接孩子，邢玉邢静便一迭声地说她们陪她去接，他说他去接吧，邢玉便说：“哪有劳动你的道理！这本是我们女人家的事！”临到要走，邢静又说邢玉陪他妻子去就够了，她留下陪小表哥说话吧。他妻子同邢玉走了以后，邢静便站到他那小小的书架前，先是用手指头拨弄书脊，然后就抽出这本那本翻看，也不管书架上方明明贴着他手书的纸条“参考用书，概不外借”，最后将一册《辞海·艺术分册(征求意见稿)》拿在手中，爱不释手地一个劲翻阅，然后就说：“小表哥，这本借我吧！我下星期就还！”
“我……我还用着哩！”他表示为难。
“我就抄几条用得着的！抄完就送来！下星期一我一准给你送来！”
他碍于情面，只好说：“我一般绝不借人的，你可一定给我还回来啊！这东西挺不好弄来的！”当时《辞海》尚未正式出版，那“征求意见稿”的16开印本是他辗转到手的，弥足珍贵。
妻子和邢玉把儿子从街道上一所简陋的托儿所接回来了，儿子走在当中，妻子和邢玉一边一个各牵儿子一只手，邢玉似乎马上就同儿子混熟了，一进屋就弯下身子问他：“我是谁？”
“玉阿姨！”儿子脆声回答。
“对对对！这边还有一个，叫，叫静阿姨！”
“静阿姨！”
邢静便摸摸儿子的头，扮一个鬼脸，吐出舌头尖，还发出怪声。
儿子赶紧躲到他身后。

    他很想问那姐妹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又问不出口。妻子面临着做饭的问题。是等她们俩走掉再做，还是这就开始做？妻子犹豫了一下，便从小厨房取出饭锅，到小屋一角的米缸里抓米。
“小表嫂，别弄多了，我们吃不了几口！”邢静亲热地说。
这么说她们要留下吃饭。
邢玉便抢过饭锅，要去院外公用水龙头下淘米。邢静便说要不要拆菜，她是专门学烹饪的，拆完菜一会儿由她亮一手，保准色香味俱全。但最后还是妻子去淘了米，还是他洗了三只茄子。邢玉邢静便坐在他们床铺上逗弄他们儿子，儿子已经脱鞋上了大床，正在床上疯，把自己的小枕头从这边扔到那边，又从那边抛到这边……
当时就那么个生活水平，一锅白米饭，一大盘素炒茄丁，一大钵虾皮紫菜汤，一碟浇了芝麻油的豆腐脑，而且四个半人就围着他那兼当饭桌的书桌吃，但大家胃口都很好，邢静一个劲夸他妻子的炒茄丁达到了专业水平，邢玉说下一回一定让邢静露一手，妻子搛菜时坚持用公筷，对她们解释说肝炎还没有好利落，指标都还高，他便忙跟上去说，他和儿子近期都到医院检查过，他们的肝功能倒都正常，邢玉便说她不在乎，小表嫂其实不用那么客气，那么麻烦，她们插队的农村，谁讲究这个？有时候一双筷子还十个人轮着使哩！邢静说她口重，一碟豆腐脑几乎被她一个人吃了个精光，他妻子问她还要不要，原不过顺口客气一句，以为她不至于再要，邢静却说“要要要，多浇点儿芝麻油”！妻子只好再去给她从罐子里搛出一块，遵嘱多浇了些芝麻油——那时候芝麻油可是定量的，他一旁瞧着多少有些心痛；到喝汤的时候邢静问他妻子：“这么说，你现在转氨酶的指标还高？”妻子点头，邢静便同邢玉对望了一眼，显露出一种很欣慰的表情。
饭后又喝茶，又抓出一大碟花生，两个表妹又哔哔剥剥的吃花生。他便细问香姑姑和邢叔叔情况。回答说都好。又说大哥邢强已经从密云的雾灵山林场调到了密云县城，在一个工厂里，挺不错，正练开汽车，快有驾驶证了；妹妹邢清还跟邢静在一个地方插队，小弟邢力初中毕业没插队，分配在商场当售货员，卖香皂牙膏什么的。后来并排坐在大床边沿上的邢静就用脚轻轻踢邢玉的小腿，邢玉就笑嘻嘻说出正题：“听月明表姐说，小表嫂跟我一般年龄，长得也挺像，又正好得过肝炎，转氨酶不正常……我办病退，什么关节都打通了，现在就差一张医院的化验单，下星期三以前我必须去医院化验，我报的病退原因是迁延性肝炎，我怕到时候一化验什么都正常，又找不到医院的人帮忙，把我病退的事弄黄了，所以，想求小表嫂帮个忙，那天替我抽血去……反正咱们俩年龄一样，长相又差不多，到那儿化验的人又多，大夫工作又并不认真……帮我个忙吧，那农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先病退回来，然后再给小清想办法……”
他和妻子一听，顿时有点不知所措。
倒不是不同情邢玉的处境。也不是心里头鲠着一个什么认为自己必得坚守的原则。主要是胆子小，怕惹事。他们夫妻两家的父母都是一辈子不敢公然逾矩的本分人，因而把他们熏陶得不会撒谎，哪怕那种无害的谎，也不会撒。比如“文革”中他父母为躲避武斗一度到过北京，被他的同事遇见过，同事后来便问他：“你父亲怎么不穿军装呢？”他本可以说：“他经常穿便装。”或以诸如此类的话对付过去，那其实都还算不得是撒谎。但他偏老老实实地解释说：“他们军事院校里的教员有两种人不穿军装，一种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个还没摘帽的女右派，就不让入伍不许穿；另一种是有民主党派身份的，比如像我父亲，他调到军事院校以前就加入了‘民革’，部队按规定是不吸收民主党派入伍的，所以就也不穿军装……”他本来还想接着说待遇与同级的军官没什么不同，也一样受学员尊敬，等等。但人家已经不屑于再听下去，而是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我们还以为你是革命军人出身呢，原来你父亲根本就没入伍！根本不能穿军装！原来没摘帽的右派跟你父亲在一块儿教书！……”随着这话出来，那望着他的目光便顿时有所变化，嘴角随即也微弯了下来……
但邢玉邢静就很不一样。比如他和妻子问到邢静在哪儿工作时，邢玉和邢静就同声回答说：“园林局！”
他便以为是和二嫂沈锡梅在一起，但一细问，是在园林局下属的一个远郊公园的一个大众化的饭馆的分店的厨房里当厨师。邢静初中毕业以后考上了服务学校，学的烹饪，因为家庭出身和其他一些因素并没有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单位，但当人们问到她的工作单位时，她却会毫不犹豫地说：“园林局！”那并不是一句谎话。但他和他妻子就学不来那种心态那种应对那种气派。

    他妻子并没有回答她是不是愿意冒名顶替帮邢玉验血以骗取到一张转氨酶不正常的化验单，邢玉和邢静却满面笑容地你一句我一句地告诉她，下星期二中午在家里等她，而且最好他和孩子也去，她们的母亲即“你们香姑姑”将请他们全家吃红烧排骨和鱿鱼汤，吃完饭后邢玉将带他妻子去医院完成那个掉包任务，邢静并说那一天她也请假不上班，正好陪她们去，相机行事，巧作掩护……她们根本就没有作出他妻子拒绝合作的估计。实际上面对着这爽朗大方、热情坦率的两个表妹，任是什么样的小表哥小表嫂也无法拒绝她们的要求，到头来只能是依照她们的安排乖乖就范。
那个星期二的中午他和妻子按邢氏姐妹留下的地址找到了香姑姑家。原来香姑姑家住在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在一个小院中，住的是两间东房。香姑姑见到他以后便满脸堆笑地说：“啊哟，长大成人了！要不是你叫我香姑姑，我还当是当年的一水哥忽然出现了！”又一把拉过他妻子，上下打量一番说：“好漂亮的媳妇儿！原来我只当这世界上有田月明一个美人儿也就够人欣赏的了，没想到还有更让我们眼睛一亮的！”
香姑姑头发花白了，掉了一颗门牙，但面部轮廓仍旧依稀可辨当年的美貌，那在青海高原变成紫黑的皮肤经多年在京调养，退去了一层紫色只剩下浅黑，背一点儿没驼，虽是家常衣装，但上身套了一件自己用小线勾出来的镂空花样的坎肩，使整个人透露出一种不同世俗的修养与趣味。
令他吃惊的是香姑姑家住的屋子尽管是北京城区中最老朽的灰顶平房，但里面布置得却极具匠心。外间屋比较大，大概有15平方米的样子，一小半布置成餐厅的模样，虽说无非是折叠桌、折叠椅，桌布、椅套也无非都是布制品。但在花色的选择上，可以感到那一定是把当年所有的百货商场都搜检了一遍，才终于寻觅到的一种淡绿色底子，上面有深绿色马蹄莲图样的布料；而从屋顶上吊下的电灯泡上，套着一个用南方竹斗笠改制成的灯罩，就更显得雅致非常；那另一半沿墙全是自己打制的沙发。据说是大儿子邢强的作品，材料全是他从林场只付给一点象征性费用而由司机朋友给白运来的，全部是木框架式，上面搁置着厚厚的大方垫，平搁的是坐席，斜搁的是靠背——大方垫里的人造海绵则是从邢叔叔厂里低价购来的“处理品”，其实并非残次品而是一等品；屋角则配之以茶几、落地灯，在那个时代尤为令人眼目一新的是从屋角斜挂下一只椰子壳，壳里填上了园土，里面种着吊兰，那吊兰长得十分茂盛，从高处一直垂下了不下十个叶丛，那是邢静从她们公园里弄来的……开头他和他妻子很为邢家兄弟姐妹回了家怎么住而疑惑，后来得知，沿墙的沙发下面全是暗柜，他们如回家睡觉，人少时睡沙发，人多时就在地上再打地铺，而被褥枕头不用时都塞在那沙发下的暗柜中，也有若干暗柜是装他们兄弟姐妹的衣物什物的。又去隔壁香姑姑邢叔叔住的屋子探了一头，那间屋子很小，估计也就10平方米的样子，而且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一张大床采取了居于室中四面不靠墙的摆法，一下子就让人感到居住者的教养和品位究竟不同凡俗。
香姑姑果然招待他们吃粉丝炖排骨，还有冬瓜鱿鱼汤。香姑姑说到头年他姑妈蒋一溪从南京到北京探望何香凝之余，也到了她那里。据说姑妈在香姑姑打开门迎进她去时，不由得感慨系之地说：“啊，啊，你们还存在呀……”
香姑姑重复了姑妈的那句话后，用手文雅地挡住豁牙呵呵地笑着说：“你看，你姑妈竟然说：你们还存在！……怎么叫‘还存在’呢？难道该不存在了吗？……”
可是他懂得姑妈的那个感慨，因为姑妈那一次先去看了他，在他那小小的屋子里，姑妈不仅感慨了他父母的回乡，感慨了他大哥的沦落，感慨了他二哥因为下放“五七”干校后没有被分配回北京而调往了成都。锡梅嫂为了不两地分居也放弃了这边园林局的工作去往了成都，暂时在二哥他们那个单位“寄存”(因为那边一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也感慨了小哥的一个人孤居湘北和阿姐一家的漂洋过海……这都还罢了，末了姑妈还感慨了她去看望何先生的情况，前院何先生的爱子廖承志的住处已经人去屋空，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椅子都倒放在桌子上，那年月怎么连那样人物的命运也变得如此险厄？……
是的，姑妈的感慨不无原由，当香姑姑掩着嘴豁着牙呵呵地笑，并且烧出了粉丝炖排骨、煮出了冬瓜鱿鱼汤请他们享用时，刘少奇已经不复存在，贺龙已经不复存在，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钢琴家顾圣婴、一代名伶言慧珠、为新中国夺得了第一枚乒乓球单打冠军金牌和奖杯的体育明星容国团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早就同国民党决裂的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也不复存在，并且连林彪、叶群和他们的儿子林立果也不复存在……

    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了？存在的为什么还存在？
那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
即如香姑姑，她的存在，并且是相当不错的存在，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她和她的家人又特别是子女们的那种超常发挥的自我心理肯定和见缝就钻的坚韧生存本能。
比如“文革”风暴初起的“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击波袭来时，她家自然不可能被轻易放过，一群“红卫兵”冲到了香姑姑他们院，并且首先进袭了香姑姑家，一个“红卫兵”指着香姑姑鼻子大喝一声：“晏子香！老实交代你的历史问题！”
那“红卫兵”显然是从居委会得到的信息，香姑姑早估计到居委会里的某些人会抛她一点档案材料，但她心中有数，她的档案并不由居委会掌握，居委会大概只是从派出所之类的地方模模糊糊地知道她丈夫和她自己解放前都跟国民党有某种关系，对她实行过某种程度的“内控”，但并不真正了解她的底细，因此她极其坦然地笑着说：“快请进快请进，你们自己看自己看，千万不要闹误会出笑话……”“红卫兵”进到她屋里一看，只见毛主席像两边，挂着好几张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奖状，那当然是真的奖状，是当年她在青海当小学教师时有关部门颁发的；她便指着那些奖状下面落款说：“你们看，是劳改局颁发的，有的人不懂行，以为劳改局就是劳改犯待的地方，错！劳改局是管劳改犯的！我是管劳改犯的，也就是说，我是管历史反革命的呀……怎么能给弄混呢？”她这么壮胆一解释，当时在家的邢玉、邢静也便跟上去说：“是呀！我妈妈现在是公安部的退休干部！”“大水冲了龙王庙，管历史反革命的给误会成有历史问题了！”“红卫兵”便都软化下来，有的便扭头要走，偏这时香姑姑反叫住那要走的：“小将慢走！慢走！看，我们把家里的‘四旧’都破好了，堆在这个纸匣子里，你们带走吧！本来我们要烧掉的，后来觉得还是你们来了带去汇拢了烧更好！”那纸匣里无非是些“文革”前的画报、小人书、旧教科书之类，一个“红卫兵”用手薅了两下便说：“那你们自己烧了吧！”香姑姑却又拦住那要走的，笑吟吟地说：“小将且慢！喝点茶水再走吧！”原来她已准备好了一壶凉茶和若干茶杯，都已搁在饭桌上，邢玉邢静便忙倒茶，有的“红卫兵”也实在渴了便端起来喝，一喝觉得有点异样，香姑姑便笑着说：“怎么样？当年我们在青海管理那些劳改犯，干警们都很辛苦啊，我就发明了这种喝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壶茶里适当地抓一把盐，再放一勺糖，这样能平衡体液循环，很科学哩！革命也要讲究科学性嘛！”喝了的说好喝，没喝的自然也就想喝，大家那么一喝，气氛就空前融洽了，“红卫兵”竟是气势汹汹而来，和和气气而去，邻居们——包括居委会的某些成员——都看见香姑姑和两个女儿把一队“红卫兵”送出了院门，还相互挥手致意，大有依依惜别的劲头……
香姑姑就以这样的心态和技巧渡过了许多的难关。不凭信念，也无所谓立场，她带动全家以一种冲越羞涩与畏怯的心理优势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生存得相当不赖。
5
自从他妻子帮邢玉取得了证明转氨酶超标确有肝炎的化验证明以后，他和妻子就密切了同香姑姑一家的联系。那时他原来所有的在京亲属和亲戚几乎都迁往了外地，因而同香姑姑一家的来往多少使他那灰色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趣味。
香姑姑一家的那种无论在什么社会环境中都保持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即使被无可回避的社会潮流的运作击落在水乃至于被迫下沉，但只要那潮流略有转换压力略有减轻，他们便率先奋力浮冒，乃至于俨然上岸攒行，自谋其利、自得其乐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令他和他妻子惊叹不已。
按说香姑姑那么个历史不仅复杂而且旧社会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的退休妇人，在那一声比一声更严厉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氛围中，心理上应有一种自我抑制的蜷缩趋向，可是她不，她不仅毫无自惭形秽的感觉，还保持着一种非常欣悦的心态。比如说她就能按花期按部就班地去中南海南墙外观赏那绿化带中相继开放的花卉。“文革”后期因为开始同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建交，外交上空前活跃，所以长安街的行道树和绿地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与丰富，中南海红墙外的绿化带精心地栽植了一系列春夏秋三季轮番显现异彩的花卉和观叶植物，比如说光春天一季，就有早春的粉碧桃，初春的黄迎春，仲春的白玉兰和紫玉兰，还有白丁香和紫丁香，又有从白至粉至浅红至深红至绛红等不同色泽的榆叶梅、樱花、海棠……那些春花，按说一是让首长看的，二是让外宾看的，三是让工农兵革命群众看的。但这三种人中似乎都没有哪一个很认真地循花踪地去细赏过，偏香姑姑却是一个得大自在的赏花人。有一回他去访香姑姑，香姑姑不在家，只有小弟邢康一个人在家里睡懒觉，一问，说是“我妈赏中南海红墙外头的腊梅花去了”。及至香姑姑冉冉而归，一问，果然，她说那腊梅真不错，黄中透白，白中透黄，比当年南京中山陵边美龄宫里的江南腊梅开得还好……当时看着香姑姑那美滋滋的表情，他心中不由暗想：恐怕那住在中南海红墙里头的江青，也没那么个心情去观赏腊梅吧，那腊梅本该是开给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看的啊。又有谁想得到，到头来倒成为了香姑姑这等人物的享用品！

    又比如香姑姑的大儿子邢强，邢强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也没能分配到一个好的工作，只好去了非常艰苦的雾灵山林场，但他就有本事把那分场的头头们笼络得个个都喜欢他，他还把他们邀到城里家中作客，香姑姑就炒榨菜肉丝给他们吃。那僻远林场的土干部头一次吃到榨菜，也搁上香姑姑特别会炒，吃得他们摇头摆耳，赞不绝口。香姑姑就又立即让小弟邢康去附近副食品店给那来作客的头头一人买了一大包榨菜，请他们带回去试着炒肉丝吃，那并没有花上多少钱，便使得那几个头头眉开眼笑……后来邢强便设法把自己往县城里调，县城那边关节打通了，林场分场的头头们自然给他开绿灯。邢强到了县里一个工厂，很快便又取得厂领导信任，当上了司机。记得1976年“天安门事件”过程中，有一天他去天安门纪念碑周围抄了些悼念周恩来、影射“四人帮”的诗，顺便拐到香姑姑家，发现邢强刚好在家，他便问邢强：“去天安门了吗？”邢强得意地说：“怎么没去？是我把我们厂小面包开进城来的，一直开到天安门正当中那个门洞前头的金水桥边上，我就把车停在那儿，我们那是辆新买的小面包，血红色的，厂里领导全在车上，我把车门一开，他们全下去转悠去了……我在家歇两天再回去，最后是小王先开车把我送回家，再把他们一车人运回县里去……”令他惊异的是邢强说这番话时，落点全然不在什么悼念周恩来啦，有人影射“四人帮”啦，天安门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啦等等上面，而是超越于政治情绪的一种个体生命的自足感：别看我在一个远郊的县级工厂，我却能在那一天那一个时候把一辆广场上可能是颜色最鲜艳的面包车径直开到广场的正中央最显著的一个位置上！嘿嘿！
香姑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邢强回到北京城里就经常去那商场里细逛，很贵重的东西他当然买不起，但他就总能仿佛掐鲜花儿似的买到在当时很难遇上的新型产品。记得他有一回去香姑姑家，一进门邢强就说要请他这个小表哥喝啤酒，他感到很惊异。因为一般来说邢强总是找到他家去要他请喝啤酒，在香姑姑那里你往往并不能真正地得到留饭的招待，更何况请你喝啤酒或饮料，结果他就看见邢强拿出一个在当时来说设计得非常新型也就是说相当洋气的一个塑料啤酒桶来，给他倒下半杯啤酒请他喝，他喝着那啤酒，眼睛只望着邢强不撒手的那个塑料容器，心里头当然明白邢强彼时相当自豪和快乐。
邢玉“病退”回城以后，在家待了一段业，其实也并非白白地待着，他就知道，是在积极地找对象——因为年龄实在不小了。香姑姑也曾坦率地请他留意，看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个。他和他妻子曾先为邢强介绍过曹叔和八娘的大女儿涧表妹，结果没成，使他和他妻子深知香姑姑的这些子女眼光都非常之高，所以在给邢玉介绍对象的事上便不那么积极。可也是，邢玉自己有一回忆及插队时候的情况就说：“怎么搞的！不管是公社召开‘积代会’(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是县里召开‘积代会’，还是地区里召开‘积代会’，还是市里召开‘积代会’，我们几个人总又遇上，他们就指着我说，邢玉，又是你！……”说到最后，脸上漾出万分得意的表情，又“自我揭穿”说：“咳，其实那些个‘学习笔记’，全是瞎凑的！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就那么笨，拼命想当‘积代’，就是不会写‘笔记’，就是当不成！”
邢玉也跟她哥哥邢强一样，特别善于抓尖儿，凡当时社会上最招人注意的人和事或与之有关的物事，她总要千方百计去挨上边。他就在香姑姑家看见邢玉坐在沙发上看一份当时正在筹拍的彩色故事片《海霞》的电影分镜头剧本打印稿，见他去了便塞到他手中，让他“先睹为快”，但又并不答应借给他带回家去看，因为她答应人家晚上就得给送回去……看得出她的乐趣并不在阅读那分镜头本本身，而是在于别管那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恢复拍故事片是一桩多么神圣多么神奇多么神秘的事情，她邢玉偏能捷眼先睹、捷指先染……当然，那天他还没离开香姑姑家，就有个小伙子气咻咻地骑自行车赶到了那里，闯进屋可以说是相当粗暴地取走了那套分镜头剧本，因为邢玉是从她的一个中学同学家里闯进了那同学哥哥的房间，未经人家同意便硬行拿回了剧本，而那同学的哥哥又是借的同学的哥哥的……总之隔了好几层关系，不过即便有人当着他的面那么样地收回了那剧本，邢玉却仍然很得意，因为当时满北京城里，究竟有几个人摸着过《海霞》的剧本呀？何况不是文学本而是导演的案头分镜头本！小表哥你可亲眼看见了，不是我邢玉吹的吧？
邢玉没有了剧本，又拿出一本画报来翻着，相当洋气，当时自然不可能有美国画报法国画报香港画报……也再难搞到苏联画报，那么，他就问：“是外文版的《中国画报》么？”邢玉马上鄙夷地摇头，要是《中国画报》或者《中国建设》或者日文的《人民中国》那就不稀奇了。邢玉便丢给他，啊，是《阿尔巴尼亚画报》。那时候阿尔巴尼亚的文化简直要算是允许接触范围内最洋气最现代派的文化了，不是有个顺口溜吗？“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开枪打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顺口溜固然主要是抱怨中国自己没有新的故事片，但那“莫名其妙”，也十足地形容出了阿尔巴尼亚虽然政治上贵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艺术上却相当地“匪”。因而使一切想突破旧框框的艺术家和欣赏者找到了一个安全而有趣的突破口，邢玉的寻觅到《阿尔巴尼亚画报》，并在其小表哥的面前炫耀，正是那个历史阶段时髦青年的一种典型做派。但后来人们知道，所谓《阿尔巴尼亚画报》中文版，其实根本就是在中国编，在中国印的，与中国印的外文版《中国画报》，其实都出于同一渠道。不过当时邢玉和他都不知道。因此邢玉面有得色，而他非常惭愧——自己怎么总显得那么闭塞和土气呢？

    相对来说，香姑姑一家中邢叔叔最不具备那种心理自我张力，每次他去香姑姑家如果发现邢叔叔也在，那邢叔叔总是同他招呼几句后便自觉地退缩一角，也并不一定做什么事，常常是靠在沙发上打瞌睡——但邢叔叔不是越睡越胖而是越睡越瘦，脸颊凹陷得越来越厉害。此外小弟邢康也不那样形于外地表现出他的心理气质。小妹邢清一直没能调回北京——当然经过活动，她已不再在村里插队，而到了当地一个水电站当工人，香姑姑提起她来时才显露出心理上毕竟也有忧郁和脆弱的一面，曾当着他的面难得地皱眉叹气说：“小清可太苦了！特别是她长得那么美，那种地方男人见了母猴都会觉得是天仙，怎能把她放过？我真怕哪天会出事！”
6
香姑姑一家中最令他和他妻子惊叹的还是邢静。
邢静初次见面就强行借走了他那册《辞海·艺术分册(征求意见稿)》，说是过两天还，但过了两周也没还，过了两个月还没还。有一回他在香姑姑家见到邢静，便忍不住催她还书，邢静听了一笑，非常爽朗非常自然地反问：“我是借了吗？”
他就说：“你怎么能赖账？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
邢静就双手一拍说：“我丢了！真丢了！我借了还不了，那就不再借好！”
他没见过这种人，竟反而一时语塞。
但没隔两天邢静竟摇摇摆摆地到他家来了，进门就说要借一本书。
他说：“你好意思！你上回那书还没还哩，先还了那本再开口借别的！”
邢静却径直走到他那书架前，瞄准了一把抽出那本书来，那是当年内部发行的一本名为供批判实际上为许多人所欣赏的苏联小说《白比姆黑耳朵》，写的是一条狗的故事。邢静“大方”如此，他有点急了，不由得脸红气粗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未经允许怎么私自拿人家东西，难道你是来抄家的吗？”
邢静便不请而自坐，坐到他书桌前的那把有个软垫的靠背椅上，笑嘻嘻地说：“这回保证用完了就还！这回不还你抄我们家去！”
他哭笑不得。邢静却挥手让他坐到对面床上，拍打着那本书的封面说：“你以为这是我自己看么？我是帮人家借的哩！……”邢静便说出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的名字。不过那作家当时还处于等待落实政策的状态。邢静说那作家在她工作的那个远郊公园附近的村子里买了房子，是“文革”前买的，买得很便宜，如今城里待不住了，就成天待在那村子里头，也还在偷偷地写东西，现在当然还发表不了，可是谁知道今后会怎样？很可能没多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就把抽屉里的玩意儿亮出来，说不定就是个传世之作。邢静说她是偶然听公园里的人说到那个作家在村里的住处，便自己找上门去认识的。那作家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她很热情，跟她聊了不少文学上的道理。那作家告诉她，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文学不要跟着政治跑，政治白云苍狗，变来变去没有意思，文学要追求永恒的东西，人道主义便具有永恒性。那作家也弄到了一些内部发行的“白皮书”(当时那种供批判参考的外国文学译本，都印成白色的没有装帧的封皮)，但只听说过而没有得到《白比姆黑耳朵》，邢静记得他书架上有，所以替那作家来借。
邢静说：“小表哥，你不也想写小说吗？这就是个上门请教的机会嘛！等人家看完了，我找上你一块儿去取书，聊上一聊，肯定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就把他说动了，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就让邢静给拿走了。
过了半个月左右邢静又来了，他以为是还《白比姆黑耳朵》，或者约他一起去远郊拜见那位作家。
不是。完全是另外一桩事。从邢静的表情上看，这回的事更重要。
邢静告诉他，出版社正组织各系统的业余作者赶写一批反映“走资派还在走”而广大革命群众与之坚决斗争的战斗性很强的小说，他们园林局也领到了任务，因而园林局的宣传科正准备从基层抽十来个人到局里办个创作学习班，这可是她脱离厨房油锅的大好机会，所以她已经赶写了一篇，准备交上去得到基本肯定，从而进入那个创作学习班，现在她把那稿子带来了，希望他帮她看一看、改一改，务必改得能挤进那个脱产的创作学习班——这对她至关重要。
他听了很不高兴。便问她看没看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她说在给作家送去之前看过了，特棒！他便说：“可是呀！那作家不也跟你讲了吗？文学别紧贴着政治，何况什么批‘走资派还在走’，批什么‘唯生产力论’，得人心吗？谁看那样的小说？你既要写小说，为什么不写点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呢？”
邢静便坦率地说：“那样的小说我以后再写吧！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先跳出厨房再说！……”

    他不愿看她写的那破小说，她便说：“你不愿意看，那我就念给你听吧！”接着便念……
她给她那小说中“还在走”的“走资派”取名儿叫郅梦奇。她停下来解释说：“战斗英雄郅顺义的那个‘郅’，谐‘资本主义’的‘资’那个音，梦奇，就是刘少奇已经打倒了，他还梦想复辟刘少奇路线……”
他不禁为如此粗鄙的创作构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但邢静就凭那篇稿子挤入了创作学习班，当然她那篇“小说”后来没有被录用，而且他们那个“班”被出版社录用的那一篇“佳作”后来也没排成铅字，因为不久“四人帮”垮台了，出版社取消那本书的出版计划了。
邢静对那本书出不出原本也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借此机会认识了不少局里的干部，这样那个创作学习班解散时她就不是回到那个远郊的公园去，而是调换到了动物园的一个对外餐厅工作。
又过了一阵邢静忽然跑来找他。他先发话说：“你来得正好！那本《白比姆黑耳朵》该还给我了！”
邢静便说：“我哪儿顾得上那个！现在那书也公开出版了，书店里很好买，你再买一本不结了？我找你是让你帮我凑一套高中文科复习资料……”原来她已决定报考大学。那一年大学恢复了正常招生。她要直奔北大中文系而去。
那一天他妻子也在家，妻说：“连我都想考哩！唉，谁让我蜗牛似的背上了这么个壳儿，还搭上一大一小两个光知道吃饭不知道做饭的瓢虫！”
他便为邢静找复习资料，支持她考大学，同时也真的补买了一本《白比姆黑耳朵》，这一回不是内部发行的白皮书，而是公开发行的有装帧的新版本。
7
在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中，个体不失时机地顺势改变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他就因为发表了一篇《迟来的春风》，得以调到一家出版社当文学编辑，并正等待着作家协会一类机构和所谓“专业作家”一类建制的恢复，好当上一个“专业作家”。那几年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人模狗样地混得特别滋润，最令人艳羡的就是很快分到了一套新住宅区的两居室住房，那年月里只有当时正当权的干部和原来有相当级别“文革”中被打倒又恢复名誉被落实政策的干部，以及能列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名单中的幸运儿，才能顺利地立即分到新居民区新楼里的新单元房，而后面那个名单中像他那么个资历那么个年龄的，他几乎是一个孤例，列在他前面的倒数第二的一位专家，也已年届花甲，并且早有几大本著述。
虽说分到的单元房在没有电梯的六层楼的最高一层，而且施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水泥地面上有许多溅落的水泥团块和灰浆秽物，人住前必得再细细收拾一番，那心情仍是昂奋与欢快的。
那一天他和妻子正汗津津地蹲伏在空房中用锅铲与改锥刮去地面上已然板结的水泥团块，突然有人敲门。家还没有搬过来，何以便有人拜访？
他去开门，邢静脸上油光光的，呵呵笑着走了进来。
“你真是个女福尔摩斯！”他不由得惊叹，“这地址我们一个亲友也还没来得及通知哩！”
邢静也不解释她怎么神通广大地将他们夫妻二人当场捕获，只往厕所间走，拉开了厕所间的门，一声怪叫：“哟！死闷罐子呀！”
那单元房的厕所间设计得是挺不合理，狭小得里面只有一个冲水蹲坑，没有窗户，大白天进去也必得拉亮电灯。
他妻子便解释说：“上头有个通气孔，能散掉点味儿。”
她却有更高要求：“地漏呢？有地漏吗？”
他和妻子便都惭愧。那厕所间没安地漏。
她以一系列动作表示她要立即用那厕所间方便一下。
他妻子便忍不住说：“我们都还没用过呢……还没来得及收拾……”
他也忙说：“排水管道里堵着些什么东西，大概也是水泥团块，泄水不畅，我们正想解决这个问题哩……”
邢静却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我不在乎！”她将厕所间的门“哐”地一关，径自方便起来了。
妻子以责备的眼光瞪着他，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邢静上完厕所以后，便到厨房水池去洗手，夸说厨房的结构还不错。
他和妻子便说煤气还没通，也没带水壶来，所以没法子招待茶水……其实岂止是没有水壶，整个单元里那天惟有的携来物是两把折叠椅，算得再细点也无非还有拎在他手中的改锥和拎在妻子手中的一个旧锅铲。
邢静自己大模大样地坐上了一把折叠椅，脸朝他说话，他便坐上了另一把折叠椅，妻子愣了一下，便只好且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刮地。

    原来邢静参加高考的分数已经下来了，骑着录取线，她怕被“平衡”下去，所以急如星火地来捕获他，“小表哥你这个忙可不能不帮，你是老师院的，你一定马上到师院里给我说说情去，我能上个师院中文系就知足了！当然我可不乐意吃粉笔灰，不过还有四年哩，先上了那中文系再说，到毕业的时候我再想辙！……”
又给他派任务、出难题！
“哎呀，我毕业那是哪年的事情了？如今管事的人早变了……”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你现在出名了，好大一个面子，管那些个人是生的熟的，你去推荐我肯定有用，你去，一定去，明天一早就去！”
“哎呀，我到那儿找谁去呀？真不好意思……”
“干吗不好意思？找谁，到了那儿自然能寻着目标，我也已经打听出了几位关键人物的名字底细……要去就得去个大早啊！不是去办公室找，是去他们家里找，赶在他们吃早点的时候找……本来我想今天晚上就拉着你去，可我听说他们晚上经常不在家，容易扑空，一大早就不一样了，谁能在外头睡觉呢？一逮一个准儿！好，不跟你嗦了，明天一早六点半，咱俩在师院门口见！”
“……”他简直不知该怎么推掉这桩事。
“明天不是约好了胥保罗他们来喷墙的吗？”妻提着锅铲从那屋走了过来，板着脸说。“不是还要先蹬着平板三轮去借喷浆机吗？”
“……”
他不记得邢静是怎么告退的了，仿佛也并不怎么扫兴，只是依然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并且不怕碰钉子也不计前嫌地继续为她自身的利益去奋斗。
几个月过去了，他忙于搬家、安排新的生活秩序，写新的作品和参加新的社会活动，邢家兄弟姐妹再没一个露面，他和妻子也没工夫去香姑姑家，所以究竟邢静上没上师院中文系，也就不清楚。
有一回他参加一个文学界的座谈会，有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本身是个评论家——过来紧紧地同他握手，说了一些仰慕他的话以后，又忽然说：“你跟你表妹长得确实有点儿像……”
他吃了一惊。他表妹？哪一个表妹？谁？
最后他恍然大悟。原来邢静活动的结果，不是上了师院中文系而是进入了北大中文系！推荐她的不仅有她的“小表哥”，还有那位一度蛰居香山而又复出的老作家，以及一两位名声显赫的大学者……他是怎样推荐她的呢？据说是与那位老作家联名写了一封力荐她入学的短信。而邢静在学校里经常提起他来，形容他在她家里吃排骨时被碎骨头嵌进牙缝里剔不出来的惨相……
8
他后来成为所谓“文艺界”中的一员，不仅同许多作家相熟，也结识了若干别的艺术家，比如说电影导演。一位导演朋友曾很诚恳地对他说：乍读你的小说，总是很激动，产生出一种搬上银幕的欲望，但是冷静下来一想，就觉得难度很大——你小说中人物的“前史”太多了，用电影语言表现起来太麻烦，可甩掉那些“前史”，又不足以体现出你的追求……
是的，“前史”，这个包袱，为什么总扔不掉？
不要问是从哪里来，也不要问将往哪里去，不行吗？
生存的意义，只在此时此刻此身此意，不是吗？
生活并不是一头乱发，加些香波用水洗过，再用梳子一扒，便可呈现出所谓的“本来面目”；人性也并非一团乱茧，用热水煮过，便可缫成缕缕分明的真丝。
他的追求？他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过那么个梳理个体生命“前史”的追求。那是无形中产生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心理结构。倘若他是香姑姑，是香姑姑的那些宝贝儿女，他是决然不会对别人的“前史”产生浓厚兴趣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做到真正忘却或至少是冷冻自己的“前史”，非常愉快地适应一切客观状态，并且哪怕只有一隙机会，也要非常坦然地从中榨取出最大的好处来。
香姑姑的几个儿女中，最让他闹不清“前史”的，是小女儿邢清，邢清插队的时间最长，回北京最晚，特别闹不清的是邢清回北京以后那头两年的“近代史”。只是有一天，邢强突然来找他辞行——说是已经在刚开辟的深圳特区找到了一份差事，这就要去那边报到，他便说去深圳当然好，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邢强却只是笑呵呵地说：“那儿能看香港电视，每天晚上放映一部西片。我就喜欢看那个。”他妻子在一旁说：“深圳好远啊，离开北京，你舍得么？”邢强满脸的笑纹抖得更深：“深圳能有多远？小妹她去得更远哩……”他和妻子这才知道邢清又离开北京了，去哪儿了呢？比深圳更远是哪儿？
邢强脸上漾着蜜，却卖起关子来，故意用颟顸的口气说：“她、她去的那个地方叫、叫什么一大串儿的什么‘柯’……啊啊，对对，叫圣·弗朗西斯柯，是那么个名儿……”等到他和妻子脸上禁不住现出未曾料及的吃惊表情，邢强才又伶牙俐齿地说，“她去三藩市了，就是旧金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有情调的地方！”

    原来邢清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一个华裔美国人，一个相当富有的美籍华人。她怎么会嫁给了那人？那人怎么会娶了她？至今他也搞不清楚。也不必搞那么清楚。清楚的是自她去了美国以后，香姑姑一家人陆陆续续都去了美国，这些年又都陆陆续续取得了绿卡或者入了美国籍。
据说香姑姑到了美国以后，并不在女儿女婿家里静养，而是同许许多多当年在重庆、南京的朋友或相识者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一部分或热情或并不是特别热情或仅是礼节性地表示欢迎她得便去他们那里“玩玩”，香姑姑便一概报之以热情的回应，她周游美国各州，到昔日的朋友家中这里住上十天半月那里玩个三天一周，老朋友惊异地发现，她虽经中国大陆三十几年的改造磨炼，而一旦重返西方文化，依然那么如鱼得水，进退适度，风姿宛然，惹人喜爱，而且她的英语口语不仅很快又达到流利并且儒雅过人……更有传言说她经过多方设法，终于得到机会去纽约长岛宋美龄隐居的处所拜见了宋美龄。虽然前后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但又拍下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这张使香姑姑备感荣幸的照片，却又并不妨碍她在10月1日那天随另一些朋友去纽约四十二街街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参加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在那招待会上她虽然脸上的脂粉难掩已深的皱纹，但一身合体的淡紫色旗袍，领口缀着银闪闪的叶形饰物，摇着镂刻精致的檀香扇，手举斟着中国通化红葡萄酒的高脚酒杯，与一些熟人和半生不熟的人乃至全然陌生的人自由组合着做一些风趣的中英文夹杂的交谈……同“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北京中南海红墙外兴致勃勃地欣赏那江青或邓颖超都没有欣赏过的腊梅花一样，香姑姑心情闲适而愉悦……
邢静从北大一毕业就去了美国，直奔普林斯顿。她留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但她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个学成后难以找到职业的冷专业，因此她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合作者——她们合作用英文写小说，一家美国出版商接受了她们的书稿，书里讲的是一个以中国50年代“土地改革”为背景的东方爱情故事，地主的儿子爱上了一个贫农的姑娘，他们的野合和双双殉情是书中的两个高潮；据说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得懂”，书里那些斗地主的年轻人她们一律称做是“红卫兵”！奇怪的是她们又并不写成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又据一位以“交换学者”身份去美国大学里搞研究的中国副教授说，他发现署名波特·静·肖尔的这本名为《水鸟哀鸣》的英文小说其中大段大段地意译着中国大陆3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和50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但不管怎么说，如今名义上仍在攻博士学位的邢静混得比绝大多数同期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们都要好上许多。
邢玉去美国比较晚，一到美国她就给他妻子写来一封口气快活得不得了的信，说“我住的房子后头就是个美丽的游泳池”，令人感到美国确实是个遍地黄金弯腰即可拾得的地方，但他和妻子一加推敲，就估计出她一到肯定只能暂时住在妹妹邢清家中，那样的家庭房后有个美丽的游泳池毫不奇怪，而邢玉是可以把辗转硬借来的电影《海霞》的分镜头本也视作“我的本子”的，把亲妹妹的房子及房后的游泳池心安理得地称为“我的”，并以大快活的口气加以报告，又有什么稀奇呢？
“邢玉都30出头了吧，又不会英文，又没有一技之长，她在那边可怎么混呢？总不能老住在妹妹妹夫家里，靠人家资助吧？”妻子叹息着说。
“香姑姑一家的人，用得着咱们操心？他们肯定一个个都能活得比咱们滋润！”说这话时，他心里说不清是有几分艳羡，几分嫉妒，几分鄙薄，几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