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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正解陈寅恪

文化中国

        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有文化的人敬畏权威。人们曾普遍陷溺于对政治权威的迷信,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国知识界,迷信对象是学术权威。
  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连续数月稳居北大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怕是不多。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学热衷,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出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 有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看来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治学范围。毋庸怀疑的是,陈寅恪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东西多得多,吾辈其生也晚,无缘亲聆其教诲,自然难以窥其堂奥。陈寅恪的弟子们就不同了,他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据周一良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他在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听过好些名家的课,当时的想法是,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他那种境界,而陈寅恪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这种感受应该是很真实的。说到陈寅恪的学问之大,有一个故事素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个故事出自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徵之口。据说蓝氏一九三三年在东洋文库邂逅日本东洋学泰斗白鸟库吉,白鸟一听说他是陈寅恪的学生,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都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如此看来,关于陈寅恪的学问,恐怕也难免有一些神话的成分。
  陈寅恪一生的数百万字论著,如今大都被奉为中国史学的经典著作。二十世纪前八十年总共出版了一万二千余种历史学著作,今天还有阅读价值的,连一书架都装不满,而陈寅恪的某些著作,可能会被人们读上几百年。前些年,北大历史系的一位班主任曾向学生许愿:谁要是把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抄上一遍,就把这本书送给他。结果真有几位学生那样做了,害得这个班主任跑遍了全市的书店。陈寅恪的论著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用力最多的隋唐史领域尤其如此。一位历史学家感慨说,作为一个隋唐史研究者,我没有办法不对陈先生又敬又畏,“研读陈先生著作时所抱的心情,虽然有如到西方取经求法的唐僧,但拿起笔来希望发挥点私见的时候,却往往发现自己变了孙悟空,不容易跳出陈先生论学的五指山”。他说他私下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只有一个而不是五个或十个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如此崇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就陈寅恪是否可以超越的问题有过一番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陈寅恪是无法超越的,季羡林先生致闭幕词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为陈寅恪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在他研究过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超越,但他的总体学术高度不可以超越; 作为一个学术巨匠,“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陈寅恪果真是中国史学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顶峰么? 陈门弟子不能把话说得这么绝。我们尽可以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怎么能断定将来不会发生什么呢? 必须承认,陈寅恪是一位资质过人的天才,但肯定不是世上最后一个天才。天知道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事!
  季羡林和邓广铭先生在为《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一书题词时,都写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类的话,作为陈门弟子表达对先生的敬仰,固无不可,但如果要对陈寅恪的学术做一个公道的评判,那就应该取一个正确的视角,既不能斜视,也不能仰视。汪荣祖教授的《陈寅恪评传》一书,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做了全面的评述,颇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的所有不妥帖之处,都让汪荣祖教授弥缝得毫无破绽。比如陈寅恪将牛李党争解释为科举与门第之争,即所谓“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可是很多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两党中出自科举和门荫的几乎都各占一半;汪荣祖教授对此的说法是,陈寅恪的观点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仰视的结果吧。
  处于今日的陈寅恪迷信之中,王季思先生的评价是难得的冷静和公允,他的评语有三条: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所谓“保守”,大概是指陈寅恪的遗民情调而言,也有人称陈寅恪为广义的文化遗民。不管怎么说,他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就说他颇有 “遗少”的气味,他之所以与王国维交谊极笃,情感上的共鸣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有“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的诗句。晚清时代,人们一般称咸、同为中兴之世,至于光、宣的衰败,是连清人也不否认的,而陈寅恪居然把光、宣比作开元盛世。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在开历史倒车,故谓“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再者,陈寅恪对门第、家世的过分看重,也与他思想意识的保守倾向有关,这种早已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念,给他的历史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隋唐史研究,主要就是以门第、婚姻、地域集团作为坐标的。问题在于,唐代已经处在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时期,身份制社会的逻辑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明一切问题?
  繁琐考证是实证史学的一大痼疾。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也就在所难免。譬如韦庄《秦妇吟》“一斗黄金一升粟”句,有的版本作“一斗黄金一斗粟”,为了计较这一字的是非,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一口气列举出十六条史料,以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 “升”,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为据,肯定这句诗还是应该作“一升粟”才对,因为“一斗黄金一斗粟”是唐人习语,不足为奇,韦庄用“升”字,乃是“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看了这段考证,你不觉得他绕的弯子太大了么?果真有必要浪费那么多笔墨吗? 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过这样一份大字报,说他在讲授“元白诗证史”一课时,考证内容非常无聊,他曾考证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那个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甚至考证出白居易那天晚上到底上没上她的船云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认定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杜撰,他找到一份当年的课堂笔记残页,证明陈寅恪在讲授《琵琶行》时,是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论述此诗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的。然而我倒以为,那张大字报里的故事不像是编排出来的,因为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史学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有过类似的考证。问题是由洪迈《容斋随笔》的一条文字引起的。洪迈对白居易半夜三更不避嫌忌地登上那个妇人的船感到诧异,——这是宋人的道学心肠,本不值得与他理论,不料陈寅恪竟认真计较起这事来。他认为洪迈对诗的理解有问题,所谓“移船相近邀相见”的 “船”,乃是“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而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那妇人上了他送客的船,而不是白登上那位妇人的船。史家解诗,在研究文学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人们常说,陈寅恪以诗证史,为历史研究另辟一蹊径;作为一种创意来说,固然值得肯定,但我总觉得,陈寅恪说诗,心眼未免太实在了一些。好比文人一说“风和日丽”,气象学家就非要寻根究底问清楚究竟气温几度,风力几级。这种路子并不值得提倡。
  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著,是他晚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在是太不值当。这让我们想起为了一桩《水经注》的笔墨官司而耗去十几年学术生命的胡适,不禁令人叹惋不已。在陈寅恪的所有著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主题之外,让人不得要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像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之。要想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这不只是胡适一个人的印象,很多人大概都有同感。陈寅恪写文章惯用文言,不过他的文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文章不甚高明之类的话,主要就是着眼于文言的标准。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种共同的尴尬,白话对他们来说还不习惯,文言又写得不够典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与否绝不是末枝小节。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甚至公然提出历史二所不学马列,并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由于这种原因,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就比较棘手了。在一九八八年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种评价充满了学者的睿智,不过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就像把知识分子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读书人正了名分一样。陈寅恪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拿政治眼光去打量陈寅恪,往往不免于穿凿附会。比如关于他一九四九年为何不去台湾的问题,大陆方面把它解释为一种爱国举动,台湾方面则说是他思想“左”倾的女儿极力劝阻的结果。依我看,这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题的要害在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丢掉了大陆的蒋介石能够守住一个小小的孤岛,陈寅恪一生不介入政治,如果去了台湾,一旦台湾失守,他不就太尴尬了么? 这可能是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俗语云“名师出高徒”,此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问题。有人把它修正为“严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这后半句话可以用来解释今日陈寅恪之热闹和王国维之寂寥。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创者的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分量绝对不在陈寅恪之下,然而今天的实际情形是,陈寅恪的声誉远在王国维之上。看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词条长度就一目了然了,在所有历史学家中,“陈寅恪”一条是最长的,而“王国维”一条的字数竟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这种偏向颇耐人寻味。王国维之所以受到如此冷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弟子为他捧场,他一生中只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掌过两年教鞭而已,而陈寅恪自归国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席,前后几达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耆宿硕儒,大都与他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王国维名声的不振,与他过早弃世也不无关系,毕竟他只活了五十岁。
  对上面那句俗谚,我也有一个修订版,叫做“大师门下必有高徒,高徒未必皆出大师,大师无师”。前两句不必解释。大师无师,不是说没有师承,无师自通,而是说不囿于家法,没有一定不变的路数,亦即博采众家之所长,能得前贤之真谛,而不只是仿佛其形式。比如说陈寅恪文章写得不高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非要学他那套引史料加按语的做法,甚至连他引用史料时卷页数码必用大写数字的习惯也刻意效仿的话,恐怕就难免效颦之讥了。平常学者,大抵看重门户,甚至每以出自某某名师之门相矜尚,可是你说得上来王国维、陈寅恪出自哪家师门吗?大师与俗儒的区别就在这里。
  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少人指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期,这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巨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一大堆来:鲁迅、胡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赵元任、陈垣、顾颉刚、郭沫若……只是对于这一学术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汤一介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能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而反对者则说“当时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鲁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当时的社会允许鲁迅发表这样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吧?不要忘了,就连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也是那个学术环境造就出来的。
  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照我的理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子。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金花”做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 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
  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瓜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四十年代的翦伯赞、吴晗到七十年代的罗思鼎、梁效,影射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我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要想造就出超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 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项研究,他先问你能派什么用场,看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项不是为现实服务的? 学者也功利,而今学者治学,为的是学位,为的是职称,为的是项目经费,何曾为过学术? 等到拿到博士学位,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尽头。陈寅恪们似乎不是这么个活法。他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是的,时代不同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陈寅恪的幸运,正是我们的不幸。

文/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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