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坏毛病，朋友中谁做了官或者老板，我就会跟他疏远直至不来往。我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不受伤害。古人说，做了驴子肚子就会发白。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没有谁做了官做了老板不变脸的。一介草民跟这样的人继续交往，最终都会被他们伤害。所以张文做官后我再也不去找他，也从不给他打电话。我家里的电话有来电显示，只要是他的电话我坚决不接。但是张文天天往我家打电话，每天早晚各打一次，后来发展到每天打五六次，打得我都有些心软了。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我跟张文毕竟交往了二十多年，当初组织部找他谈过话，他对我说，兄弟你给我一句话，你要是不理我，我就不当这个官了。虽是句玩笑话也可见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但一想到最终免不了被他伤害，我还是狠下心不接他的电话。
重阳节那天晚上，他不断往我家打电话，居然从晚上六点打到夜里十二点，打得我老婆眼里都开始闪泪花了，老婆说：“你这样未免太残忍了。”但我还是不接。我老婆毕竟是女人，当张文再次打来电话，她不顾我的阻拦，伸手按下了免提。
张文劈口说：“你小子真狠心啊，我他妈要是让你受一点点伤害我就天打雷霹。”
我说：“什么指示？”
他说：“你看看，你这是在伤害我啊。我请你明天中午到我这儿喝酒，我有事向你请教。”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我只好答应。
第二天中午我来到张文家。
张文故意装得低三下四的，偶尔不小心冒出一句官腔，他就打一下自己的嘴巴，说：“闭嘴，不看看你是在跟谁说话。”他这样做虽然有点做作，但我还是有点感动的。
吃饭时，他说：“我有一事跟你商量。我上任不到一周，就天天有人送礼。我当然不会收，我看过太多的人因为受贿丢了乌纱帽坐了牢甚至掉了脑袋，我可不愿过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不论他是什么人，不论他送什么东西，我一律不收。我一开始就必须把握好这个尺度。但你是知道的，这样做就意味着把所有送礼的人都得罪了，把那些喜欢受贿的官也得罪了，你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你就是一个臭头，你就没有好的群众基础，你就根本无法把工作做好，你就不是一个好官，你就会被人排挤、报复，你这个官就当不长。必须找到一个既不收礼又不得罪他们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你有办法吗？”
我说：“要么收，要么不收，没有第三种办法。”
正说着，有人敲门，我赶紧起身躲进卫生间。
张文敲门说：“不要紧的，你出来。”
我不肯出来。
来人果真是送礼的，张文和那人纠缠了半天。
那人走后我从卫生间出来。
张文苦脸道：“又得罪一个，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张文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家喝酒，我搁下电话，他已经到门口了，他把一条中华扔在桌上说：“给你抽。”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张文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包中华，扔给我一包，自己拆开一包说：“我实在不能再得罪人了，我是满街的仇人。我必须找到一条两全其美之策，我必须给送礼的人一个台阶下，我思来想去，只能收烟酒。我参加过几起经济案件的审理，收烟酒不算受贿。这样送礼的人有了台阶，不会恨我，我又不会犯法。”
我说：“这是个好办法。”
他说：“办法是好办法，但麻烦又来了，只收烟酒，他们就只送中华和五粮液，五粮液不要紧，烟是放不住的。我老婆说托熟人把烟拿到商场处理掉或者送到烟酒回收店，我说你这样干我就掐死你，你收一万条烟不要紧，你卖成钱性质就变了，就是受贿。怎么办呢，毁掉又不忍心，我只有自己抽，拿到单位给大家抽，给丈人抽，给舅爷抽，给朋友抽。”
这以后我没去找过他，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原则，我绝不主动找他。他也没找过我，只是托人给我送过几条中华。
去年9月的一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是我老婆40岁生日，没人知道，我就请你一个人。”
我到他家时，他正在打电话。他老婆把我带到厢房，里面的烟酒堆成了小山，她说：“你说，这烟抽到什么时候？”
吃饭的时候，张文从口袋里掏出两包中华，扔给我一包，自己拆开一包，点上一支，刚抽一口，就咳嗽起来。
他老婆说：“你少抽些，他神经，不要钱的烟，拼命抽。”
我知道他有暗疾，小时候医生说他肺上有个洞，便说：“你是要少抽。”
他说：“不要紧，中华烟纯度高。”
吃完晚饭，他让我陪他做游戏。令我震惊的是，我把十几支不同品牌的烟混在一起，他闭着眼睛能用手捏出哪支是中华。更令我震惊的是，我把十几支中华烟混在一起，他闭着眼睛能用手捏出哪支是软壳中华，哪支是硬壳中华；他甚至能捏出哪支是8月出厂的，哪支是10月出厂的。看他那得意样，我很反感。我知道我必须悬崖勒马了，再下去我就要受伤害了。
我是去科威特打工回来探亲时知道张文患了肺癌的。那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的领导正好来看望他。他对领导说：“做人难，做官更难。我当初假如受贿，就不会收烟酒，就不会得肺癌，但那又会坐牢杀头。但我如果连烟酒都不收，就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就无法开展工作，无法把工作干得像现在这样好！收了烟酒又不能处理，只好喝只好抽，一抽抽出了肺癌。总之，要么坐牢，要么得肺癌。我是因为拒不受贿得了肺癌的，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写进悼词。”